人 物 一、人物传记 李嗣源 李嗣源（867～933），即后唐明宗，是唐朝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以骑射事太祖李克用，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勇武过人，太祖养以为子，赐名为李嗣源。 李嗣源长大之后，更是雄武果断，而且对待下属谦逊和蔼，每当有战功的时候，从来不在众人面前夸耀。平时，就经常带领将士们修理准备兵器和军用物资，廉洁自律，不贪也不与其他人发生什么矛盾。太祖李克用有一次试探他，让他到自己的府中去，说你随便拿东西吧，以前立功很多，但没有重赏过你。李嗣源就只拿了几卷丝织品和几千文钱走了。回去之后，又将这些东西都分给了部下。在其他时候也是这样，不管赐给什么贵重物品他都分给了属下。李嗣源作为李克用的有数的几个勇将之一，为李克用的征战和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几乎每次大的战役都有李嗣源骁勇的身影，而且每次大战也都有李嗣源卓著的战功。 就在李嗣源为后唐屡立战功、尽心尽责的时候，他却渐渐遭到李存勖的猜疑，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因为李存勖而激化。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渐渐地变得昏庸起来，对昔日的功臣们也妄加猜疑，郭崇韬被冤杀后，朱友谦又被害。下一个目标，李存勖对准了威望极高、屡立奇功的李嗣源。同光四年（926），魏州爆发了一次兵变，庄宗派李嗣源带兵镇压。乱军反而数落庄宗的不是。最后，李嗣源被兵变将士强迫率领他们反攻李存勖，并最终继承帝位。李存勖则因为倒行逆施而自食苦果，丢掉了性命。李嗣源继位后，吸取了李存勖的教训，励精图治，成为五代的一位明君。 李嗣源称帝前，曾带兵驻扎今临清市戴湾乡水城屯（古清平县旧址，北宋时移治明灵寨）。明宗天成年间，曾敕建皇殿于其处，后因城没殿倾，废为丘墟，更易地名为皇殿岗，今仍有遗迹可寻。 王彦超 王彦超（914～986），宋大名临清人，北宋初年著名军事将领。 王彦超性情温和谦恭，能礼贤下士。少年时从军，隶后唐魏王李继岌麾下，随继岌攻蜀。李嗣源兵变，继岌被杀于渭南（今属陕西）。彦超入凤翔重云山，投晖道人为徒。晖善相术，对彦超说：“你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安能久居此！”资给金帛，劝他往，彦超乃投归石敬瑭。 后晋时，王彦超官至殿前散指挥都虞侯、蒙州（今广西蒙山南）刺史。后汉时，为岳州（今湖南岳阳）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又出为复州（今湖北天门西北）防御使。后周建立，为武宁军节度使，北汉主刘崇来犯，彦超与枢密使王峻率军战于晋州（今山西临汾），以骑兵进击，获全胜，授建雄军节度使，追击刘崇，直抵霍邑（今山西霍县），改河阳三城节度使，移镇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显德元年（954），加同平章事，刘崇南犯，彦超领兵击退了他的进攻，并攻占汾州（今山西汾阳）、石州（今山西离石），改忠武军节度使，加官侍中。周世宗征淮南，彦超败淮南军2000人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还军，改京兆（今陕西西安）尹、永兴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夏，移镇凤翔（今属陕西），周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师、西北缘边副都部署。 北宋建立后，加中书令，还朝。宋太祖与彦超曾同在后汉为官，彦超在复州作官，太祖去投奔，彦超不接纳。建隆二年（961）三月，太祖自明德门至作坊宴射，“酒酣，谓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 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能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三月）对话虽以太祖笑而结束，但彦超内心不安，明日上表待罪于家。太祖不欲加罪，乃派宦官抚慰，令赴朝会。不久，复为永兴军节度使，其父重霸亦由原光禄卿致仕（指退休）改太子少傅致仕。乾德二年（964）复镇凤翔。三年（965）王彦超父亲病故。开宝元年（969）守制期满复官。二年（970）十月，太祖宴节度使于后苑，彦超在座。酒酣，太祖从容谓之曰：“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明白了皇帝的用意，即前奏曰：“臣本无功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 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榆次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竟相表白攻战历程及履历艰苦，太祖说：“此异代事，何足论也。”第二天，众人都被罢去了节度使的职务，彦超改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判街杖事。 太平兴国六年（981）彦超受封邠国公，优礼有加。彦超与文明殿学士李昉、翰林学士宋白友善。八年（983）七月，李昉、宋白来访，时彦超年六十九，对昉、白说：“人言七十致仕，出何书？”李昉详细告诉了他。彦超随即托宋白草拟了要求退休的表章。上请再三，太宗始准，加太子太师，给金吾上将军禄致仕。提前请老，人所难为，千牛卫上将军吴虔裕时年80余，尚不欲致仕，得知彦超请老，语人曰：“我纵僵仆殿陛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便致仕。”时人传以为笑。 彦超致仕后，斥去侍妾多人，衣食起居，历行俭约，屡对诸子曰：“吾累为统帅，杀人多矣，身死得免为幸，必无阴德以及后，汝曹勉为善事以自庇。”后诸子果无成器者。雍熙三年（986）卒，年73岁。赠尚书令。 周朝瑞 周朝瑞（？～1625），字思永，山东临清人，明朝著名的东林党人，天启六君子之一。 万历三十五年（1607）周朝瑞考中进士，被授为中书舍人，负责朝中文书事宜。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初一，光宗皇帝继位，周朝瑞被任命为吏科给事中，职责由书写文案变为参议朝政。上任之初，周朝瑞就上疏光宗，请求重用先朝忠直大臣。接着又提出信仁贤、广德泽、远邪佞“慎初三要”。但这道奏疏中历陈了奸邪小人的危害，并涉及到宦官中贵，引起他们的忌恨。结果，周朝瑞当上吏科给事中刚刚四天，就被降职外调。还未出京，又传来光宗驾崩、熹宗继位的消息。周朝瑞接到圣旨，不必出京，并官复原职。 周朝瑞回到朝中，又立即向新君熹宗上疏，请求容纳和听取朝臣的忠直之言，以正风气。又陈考选诸弊，请求全部革除，以正举官之风。熹宗继位不久，日讲之事就列入议事日程。所谓日讲，也称经筵，是明代对皇太子实施教育的一种制度。一旦皇太子地位确定，就由有学问的大臣在规定的时间内辅导他学习经书，讲授治国之道；一般年轻的皇帝由于学识未广、阅历不足，也需随时接受教育。周朝瑞身为谏官，看到年轻的皇帝要举行经筵，就立即上疏，把注意事项，尤其是君臣、师生的礼节问题，向熹宗列条陈述。熹宗欣然接纳，并对周朝瑞的行为进行了褒奖。 熹宗继位时还不满15岁，对其乳母客氏十分依恋。客氏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是“对食”关系。所谓“对食”，就是做了宫刑的太监，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经同意后，可以和相好的宫女在宫中组成“家庭“，这样的关系就是“对食”（意思是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奸诈狡猾，老谋深算，进宫并做了客氏的对食后，逐渐掌握了大权，朝中阉党势力开始抬头。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的一天，天空出现日食。日食过后，大风扬沙，天昏地暗，一会儿又满天赤红，残阳如血，老百姓无不恐惧惊悸。时人对这种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认为是上天对世间不端行为的警告。周朝瑞抓住天变这一时机，向皇帝进谏检束言行、勤于政事，以免耽误国事。 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魏忠贤和大学士沈氵崔相互勾结，劝熹宗开办内操，即在宫中进行军事训练。这实际上是魏忠贤建立亲信武装的一种手段，但熹宗年少昏庸觉得好玩，便点头同意。一时间，太监弄刀，宫女舞剑，皇宫内喊杀阵阵，乌烟瘴气。到天启三年，参加训练的宦官、宫女已达万人左右。自开办内操之后，客氏、魏忠贤的气焰更加嚣张。针对这种情况，周朝瑞和给事中惠世扬、御史左光斗一起上疏，直斥大学士沈氵崔不该与阉党为伍。沈氵崔不服，上疏申辩，一口否认自己和阉党有来往。周朝瑞见他不认账，就把他以行贿手段和魏忠贤、客氏等人结交的事实揭发出来，其中也涉及到魏忠贤的党羽邵辅忠和徐大化。周朝瑞的奏疏使朝臣对沈氵崔勾结宦官、怠误朝政的面目有了清醒认识，而周朝瑞等人却也因此成为阉党仇视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魏忠贤先是指使徐大化奏疏周朝瑞和杨涟、左光斗等在“移宫“案中党同伐异，陷皇帝于不孝，但又没有具体的事实，难以把他们置于死地。而辽东熊廷弼一案的发生，给魏忠贤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熊廷弼，今湖北武昌人，与孙承宗、袁崇焕并称为明末抗清三大名将。天启二年（1622），广宁失守，举朝震惊。辽东巡抚王化贞和当时主管军务的辽东经略熊廷弼一起被逮进京，关在狱中。熊廷弼被逮后，徐大化极力主张将熊廷弼判成死刑，并立即处决。周朝瑞等人则认为熊廷弼之才可用，罪不宜诛，应让他戴罪到前线将功补过，一连上了四道奏疏，都被阉党从中阻隔。熊廷弼被关进监狱后，心中不服，也四处托人求救，后来找到汪文言头上。这个汪文言是安徽歙县人，满腹经纶，仁侠多智，与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意气相投。汪文言深知熊廷弼冤枉，又怜惜他是个人才，便四处替他活动，最后竟把门路走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提出，只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便可保他出狱。但熊廷弼为官清正，家境一般，一时凑不起这些银子。魏忠贤见提出的条件迟迟得不到兑现，觉得受到了愚弄，于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把汪文言也抓到狱中。 汪文言被抓后，徐大化向魏忠贤献计，借汪文言之口把东林党人牵连到熊廷弼案中。魏忠贤听了非常高兴，就指使严刑拷打汪文言，让他承认杨涟、左光斗、周朝瑞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贿赂，所以处处为熊廷弼说话，替他掩盖败绩，欺瞒皇上。汪文言被关押在狱中两个月，受尽酷刑，始终不屈。最后，阉党党羽按照魏忠贤的意思私拟了一份口供，把魏忠贤最为仇视的六人都牵连在里面，给他们都捏造了一笔“赃款”：杨涟、左光斗各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魏大中三千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并抓着人事不醒的汪文言的手替他画押，然后杀了汪文言灭口。有了这份口供，魏忠贤如获至宝，立即派爪牙四处行动，抓捕六人。 天启五年（1625）五月初，周朝瑞和袁化中最早被抓，此后，顾大章、魏大中、杨涟、左光斗陆续被捕，于六月二十七日被抓到北镇抚司诏狱。所谓“诏狱”，是锦衣卫设立的监狱，专门关押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抓来的犯人和皇帝交由锦衣卫审讯的犯人。关在诏狱的犯人，由皇帝和厂、卫官员直接处置，其他官员和部门都不能干预。诏狱又有十八层地狱之称，“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检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有人形容，“在诏狱写单，索饮食于外，譬如祖宗之显灵；家人送食，传单而进，譬如子孙之祭享”。 六月十八日，开始对六人严刑拷问，按原先定好的数字，写上各人受（熊廷弼）“贿”数目，并各打四十棍，拶手敲一百下，夹杠五十。此后，五日一追比，折磨得六人死去活来。“追比”，就是追赃，按给每个人捏造的赃银数量，规定每次要上交多少，凑不足数，即受酷刑。 七月十六日，魏忠贤斥责审讯、“追赃”不力。此后对六人的残害骤然升级，原定的五日一追比也改成三日。七月二十四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被害死。八月十九日，袁化中被害死。八月二十八日，周朝瑞、顾大章正在吃饭，狱卒跑来道：“堂上请二位爷说话。”说完给二人带上刑具往外走。刚到门口，狱卒从后面拉住顾大章说：“回来，今天没你的事，是里头要周爷的命。”说完把周朝瑞一人押到大堂，不一会传来周朝瑞死亡的消息。九月十九日，顾大章在狱中自缢。至此，六人全部死于狱中，死时年龄都在五十岁左右。历史上把天启朝在狱中受难的六位东林党人称为“天启六君子”。 害死六君子后，魏忠贤为了灭口，公开处决了关在狱中几年的熊廷弼，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驱逐杀害朝中东林党人。然而，天网恢恢，多行不义必自毙，崇祯皇帝继位后，迅速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凡被阉党残害的忠臣志士一律平反、追封。其中周朝瑞赠大理卿，谥号忠毅，录一子为官。 孙维统 孙维统（1627～1686），字衡甫，临清州孙楼村（今属河北省临西县）人。孙维统祖辈自明初从山东即墨迁来，世代以务农为生，至其祖父天赐，家境富裕、人丁兴旺，“富而好施”、“博施济众”。孙维统自幼聪慧勤学，“幼英敏、善弓马”，“生具瑰异之姿、长负英毅之气、望而知为将帅才”。 顺治四年（1647），孙维统任山东范县（今河南濮阳范县）守备（正五品）。顺治六年（1649），升任“都司佥书（正四品）管嘉峪关（今属甘肃）守备事”。嘉峪关乃军事要塞，孙维统恪尽职守、不畏艰险、练兵作战，出色地履行了镇守边关、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使命。孙维统既有将帅之谋略，又有兵士之忠勇，且刀枪弓马战法无不精通，“为所器重者已非一日”。故后又“曾蒙（三省）总制调赴省会（大名），亲较骑射”，教练三省各路兵马，上下赞誉。不久升任河南抚标都司佥书管右营游击（从三品）事。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康熙帝登基庆典，颁发恩诏，封赠功绩卓著之臣。孙维统因“服勤戍务、训练有方、恪慎小心、劳绩素著”，被诰封为“怀远将军”，其夫人被封赠为“淑人”，同时追封三代至其父母及祖父母。康熙初年，蒙古尚未完全统一，西北战事不断。为加强陕北黄河以西、长城一线的防御，被诰封后的孙维统调任陕西黄甫路（今陕西省府谷县黄甫川流域一带）协镇（又称协台，即副将，从二品）、兼镇波罗（当时的怀远，今陕西横山县波罗镇一带）。在任10余年，因智勇兼备、累著战功而威震塞内外。 康熙十三年（1675）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杀死莫洛起兵反叛。十四年春，王辅臣部下定边（今陕西榆林市定边县）西协守将朱龙，攻下平凉（今甘肃平凉市），煽动西协所属，致使西协城池纷纷归附叛军，并欲攻中协榆林，形势十分危急。孙维统面对判乱尘嚣，矢志报国，深知兼镇之波罗乃榆林门户，门户不保必然危及中协，故孙维统率部由榆林经草地急援波罗。为稳定民心，率众焚香祭神，对天明誓，誓与波罗共存亡，鼓舞了兵民士气。并将攻下新城（今陕西省靖边县新城乡一带）来犯波罗的朱龙击溃于波罗以北，大振军威。又乘胜追击，连复怀远（今陕西省横山县）三堡，重固中协城卫。但朱龙余部仍顽据与蒙古交界的龙州（今靖边县龙州关）。孙维统便邀外蒙达尔仗贝子，协同直捣叛军巢穴，一举收复龙州。 西协叛乱方才平安，中协榆林叛事又起。叛军“窥我兵单，率万众来攻榆林”。孙维统虽已数日不得寝食，但仍再振精神急赴榆林，并请来蒙军相助，再次杀败叛军。榆林之围遂解。但溃逃之徒仍不甘败，纠集叛军围攻葭州（今陕西佳县）。孙维统与理藩院喇嘛率蒙汉官兵南下葭州，不料此时又得东协神木叛变消息。孙维统置生死于度外，其家口远在皇甫杳无音信亦全然不顾，一心剿灭叛乱。他率部北上神木（今陕西省神木县），大战神木耳山，全歼叛军。遂又挥师南下直扑葭州，叛军出城迎战，被孙维统大败，幸存余部退缩城内，不敢再战。孙维统为使城内百姓免遭涂炭，未行强攻。相持40余日，叛军献城投降。孙维统入城之后发仓廪赈饥民、释战俘还乡里，“其种种慈祥宽大之德”深令百姓感激。 此时恰逢提督“为地择人”，上下皆知孙维统久任延东，无不诚服。“上宪题维统改镇神木，圣旨嘉奖后，又特授浙江定海总兵”。（定海即今浙江宁波，总兵官正二品）。康熙二十四年（1686），孙维统虽年事已高，但仍身先士卒，不幸“因剿海寇周云龙中风染病而卒”。孙维统墓位于今临西县孙楼村东南三华里卫西干渠西侧。 王 伦 王伦（？～1774），生于寿张县后王庄（今阳谷县十五里元乡党后王村）一个农民家庭。 王伦相貌魁梧，气力过人，武艺超群，并且长于医道。乾隆十六年(1751)，他加入白莲教。不久，在白莲教中自立支派，称“清水教”。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开始，他在寿张、阳谷等地行医，专治痈病，不收诊费。许多年轻患者痊愈后，即拜王伦为义父。行医的同时，他往来兖州、东昌各州府县，进行传教活动，教授拳棒武术，发展秘密组织。经过10余年的努力，清水教徒遍布寿张、阳谷、堂邑等地。 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寿张一带因连年灾荒，人民生活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春，王伦与其弟子相约，于10月间数处同时起事。即将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四乡，各村的清水教徒都聚集起来习武练兵，准备迎接起义。8月15日，寿张知县沈齐义获悉此事，立即下令逮捕王伦，查禁清水教。他没有想到，连他自己手下的差役也成了清水教徒，并将此事报告给了王伦。王伦决定先发制人，于8月28日举行起义。 8月28日，王伦请了戏班在寿张县衙前演戏，起义军几千人假作看戏聚集在衙门前。半夜时分，起义军举火把，持刀棍，振臂而呼冲入了县衙。知县沈齐义惊慌万状，急急穿起官服，登上县衙大堂，试图“软语劝谕”，暂稳局势，日后再行剿捕。阴谋未逞，知县转而破口大骂，被皂役李旺砍死于衙堂上。同日，王经隆在堂邑县城西张四孤庄率领五六百人起义，杀死了该村恶霸地主后，南下与王伦会师寿张，然后挥戈北上。9月2日，起义军进攻阳谷。寿张游击赶福随兖州镇总兵惟一前往围攻，被起义军杀死于阳谷南门，惟一败逃。莘县把总杨兆立，奉命助守阳谷县城，一经交锋，被起义军杀死于城内。阳谷县丞刘希涛，闻讯后从阿城领兵增援，两军相遇，县丞被砍死，清兵败遁。起义军攻入县城，典史方光祀防守监狱，也被起义军所杀，全部囚犯放出。9月4日，起义军乘胜北上，攻打堂邑，当日下午直抵城下，卸任知县陈枚、武举陈元梁、把总杨兆相、训导吴标各率清兵分守4门。起义军势如破竹，4门轻破，陈枚等人战死。 起义军占寿张，陷阳谷，据堂邑，攻城杀官，形势发展很快，远在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不得不急令山东巡抚徐绩带绿营兵前往“剿捕”。 徐绩一路追至东昌府时，起义军已至北距临清20多公里的柳林镇。徐绩马上会同兖州镇总兵惟一和河道总督姚立德，兵分三路，两攻一守，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起义军设下埋伏，诱敌深入。俟清军到来，霎时火光四起，起义军从敌两翼包抄，绿营兵手足无措，遂致大溃。徐绩被围，后经惟一死力相救，才得逃窜。 柳林大捷后，起义军已达万人。农历9月初，起义军进至临清附近，为闸河阻隔，他们便以木筏编桥陆续摆渡过河。渡河之后，守城清兵已仓惶龟缩在城东北隅运河东岸的砖城中，起义军顺利地占领了土城，并以此为进攻基地，开始了17天的艰苦的砖城争夺战。 9月7日，攻夺砖城的战斗开始了。起义军采用了各种方法攻城。他们先是夜间在城楼外堆积秫秸，点火焚烧，烟焰蔽空，乘机爬城。接着再用四乘牛车载火药爆破，结果都没有成功。于是，起义军又以七八个身强力壮的人背负一辆去掉车轮的牛车靠近城下，再发火焚烧城楼，但被城上官军投下的砖石压倒，也失败了。尽管起义军攻城不利，但他们不畏枪炮，越战越勇。9月12日，惟一和德州守御格图肯带兵千余至临清救援。临清城下展开了一场激战。起义军冒着敌人炮火，奋勇杀敌。清军相率溃走，且数十里不能止，惟一只身逃往东昌，后和图格肯一起被正法于军前。 正当起义军准备进一步大举进攻的时候，乾隆帝再次命“久谙军务”的一品重臣大学士舒赫德为清军统帅，前往督战；同时又命令河南总督派兵“助剿”，并令清军坚守临清砖城，牵制起义军。舒赫德到山东后，立即组织了三路兵马向起义军合围。起义军陷于腹背受敌、四面重围之中。多次激战突围，都被清军堵截。9月24日，麇集临清周围的各路清军发起总攻。面对强大的敌人，起义军毫不畏惧，上屋放枪，飞掷砖石，手挥大刀长矛，短兵相接，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令清王朝的禁卫军也惶骇不已。清军虽处优势，但在街道狭窄、民房栋连、纵横交错的深巷里无术可施。丧心病狂的舒赫德竟传令军中，且战且焚，大肆屠戮。一时烟焰四起，哭号连天。鳞次栉比的民房顷刻化为灰烬，万千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之中，尸体填塞街巷，临清这座历史古城陷于一片火与血的海洋之中。 血战五昼夜之后，至9月29日，清军占领了临清土城，起义军战士已伤亡殆尽，王伦等人被围在汪家大宅一幢楼房里。有人劝他投降，王伦坚定地说：“我宁可烧死在楼上，断不能投降。”他让手下的人放火焚楼，大家不忍动手，他便亲自举火自焚，壮烈牺牲。 王伦起义是康乾盛世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也是临清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临清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王伦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创制出一种棋类游戏—拿王伦，并推行全国，让老百姓都学下这种棋。可见王伦起义给清政府的打击之深重。游戏用20个小棋子围攻一个叫“王伦”的大棋子，最后把它围攻到预设的陷阱——“临清”结局。这种棋在山东各地曾非常流行，但在王伦的故里后王庄村一带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下过这种棋。 在鲁西北临清一带，“拿王伦”的下法和棋盘却别出一格。临清是王伦的牺牲地，棋盘的结构即是临清城街道布局的缩影。而且这种游戏还有其他名称，如九连棋、担担子、倒高粱茬、五棋等。 了 证 了证(1817～？)，别号向道，馆陶县庄科村(今属临清市潘庄镇)人，义僧，创建文学二所。 了证本姓姜，因家贫自幼出家孙和寨广福寺为僧。寺内的青灯黄卷使他饱偿了目不识丁的痛苦，响钟律磬激荡着他认字求知的童心，乡邻贫寒之家的子弟无力读书的景状使他萌发了创修义学之念。因此，了证虽皈依三宝身入空门，却心向儒教推崇孔孟。口里念着佛门经，手上捧着圣贤书，天长日久，佛法儒道大为精深，声誉亦响于远近。后来他回到原籍庄科村的千佛寺，做了那里的主持僧，时该寺破坏不堪，了证决意修葺。 道光二十年（1980），了证募化之功告成。第二年，鸠工材即把寺院修葺一新。尚余资二百串，托人代管，交商生息。了证节衣缩食，铢积寸累，开始为创修义学储财备力。数十年后，本息相加连同平日所畜共积钱4000余串。财力愈厚，兴学动土之心愈切。 杨二庄（原属馆陶县，今属临清市）绅士汪信远，对了证创修义学倍加热心。代为购买学田五段，计地112亩2分2厘，分级出佃收租，以为延师之费。这时，堂邑县柳林镇武家庄（今属冠县）义丐武训，喜闻此僧与己志同道合，遂远道来访，捐行乞所蓄300千文，并为买地80亩，以助此义举，共兴义学。第二年（1889），了证在杨二庄购宅地一所，建起东、西、南北瓦房11间作为教室，联校名曰“育英堂”，俗称“义学”。聘请甲午科举人汪毓藻为师，招乡里贫寒子弟入学。 不久，了证所办第二所义学在庄科村开始兴建。了证将83亩8分8厘寺中地产，全部拨交义学出佃收租，乡坤义士慷慨相助，徐怀章捐田一段作为建义学基地，刘克让等苦心效力营建学舍，很快瓦履三楹辅佐2间、门楼垣墙相继落成，为贫寒子弟大开入学之门。 为表彰了证的义行，府宪大人题赠“惠及士林”匾额一方，乡里村民树碑颂其功德，馆陶县令撰写《戒僧了证创修义学碑记》。光绪末年，了证死于千佛寺，享年90有余。 王 霈 王霈（1821～？），字澍堂，号叔感，别号痴云，临清名医、教育家。清道光元年（1821）出生在陶屯村一个清白的农民家庭，先祖原籍苍山县兰陵镇，明朝末年迁来临清定居。 王霈幼年时代，聪明过人，嗜学好进，早在蒙学时期，就已 显露头角，但性情十分古怪。他在上私塾时，每次教师号书令读，别的同学都咿咿呀呀念个不停，而他却拿来鱼竿和一本《千家诗》径去池边垂钓，临到背书时，他才回学堂念一会儿书，到老师叫他背书时他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老师号多少，他就能背多少。天长日久，对别的学生影响很大，于是老师就想刹刹他的骄气，然后再制止他任意钓鱼不守校规的行为。有一次老师便用针扎书纸，扎透多少页就叫他背多少页，但他照常先钓鱼，而后念书，虽然到时背过了，但吃力很大。次日老师又加重作业，让他去背，他恼怒在心，便随手拿起一本《万年历》，夺过老师用的针，狠狠扎书，然后摆在老师面前。让他去念念背背，闹得老师十分尴尬。放学之后，老师找到他家长，诉说道：“你这个孩子，才分很好，只是脾气太怪，我实在教不了他，您另请高明吧。”，于是老师就辞职不干了。 此后，他便拜在林园村张香畹先生门下，继续攻读。由于老师因势利导，他又很努力，学业长进很快。以后，又转拜在牌坊赵院村老进士张廉泉门下深造，几年功夫他的诗文程度便斐然可观了。每次应州试或府试都名列前茅，并被授予学官弟子员。但此后，他十年应考，却屡次失意。究其失败原因，皆因其文章偏于指责时弊，借古讽今，而不能迎合官场口味所致。 王霈见宦海难渡，便另辟蹊径，致力于地方的公益事业。他一面精研学术，讲学育材，一面通习医道，治病救人。曾先后设馆七处，教学达20年，育士抡才，成绩卓著。其得意门生汤甲第、孙玉玑等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在医道方面，他频得奥秘。对于前来就医者，必精心诊断温语安慰。如病人不能前来，则细问情由，酌情开方，并仔细交待服法用量和禁忌等等。本村人如有急病，他闻讯即到，饭不吃觉不睡，亲自煎药，陪床观察，必伺脱离险期，方肯离去。更感人的是，如果富户车马来接诊时，必令其绕到贫苦患者家中就诊后，方去富家施医。 大辛庄孙兰田素与王霈交好。及孙兰田在京师为官，便把他接去北京任所，侍以师礼，待如上宾。并以王霈品学高尚为由，亟力向上推荐。而他无意仕进，屡荐不应，后来便寓居松筠庵僧舍。不久，王霈经孙兰田介绍认识了内阁中书刘晓山。此人虽身居高官，却品质高洁，颇有学者风度。由于常到王霈住处聚会谈心，两人感情日渐深厚。后来刘中书夫人患病，屡医无效，得知王霈医术高明，便请他诊治。王霈诊后说道：“夫人没病，实系大喜”。并指出夫人的病是由于胡乱服药，中毒所致，便令其服解毒安胎之剂，果然药到病除，产一男婴。刘晓山为了表示谢意，加之孙兰田从中怂恿，就想放王霈作县令，而王霈却说“当县官就得理民词，如秉公而断就会惹乱子，我干不来。”经孙、刘再三劝说，王霈方勉强答应，任鱼台县训导之职。 光绪十三年（1887），王霈奉命离京，在济南府衙领凭复试。当试官出题后，王霈不用笔，当面口诵成章。试官闻听赞叹道：“可惜大材小用了。”过后王霈曾以 “百年成梦已过半，一职如棋亦偶赢”的诗句来追忆这件事。王霈到鱼台就职后，便把县里的生员招进书院，悉心教诲，勤课勤试，不到一年，就使这个几十年来乡试未中的县境，大大改观了落后局面。生员王圭、王相两人，先是乡榜留名，继而连捷，都成了进士。 王霈对童生不仅管教严，而且爱护备至。一天，他发觉某生没来，便询问其因。原来有一乡绅调戏该生姊妹，被该生痛斥逐散。这乡绅怀恨在心，便暗中栽赃行贿，诬告该生为盗，结果该生被逮入狱。王霈闻听后即入衙，要求县官将人释放。县官却支吾其词，借故推诿。王霈忿忿不平，便差人抓来一名衙役。县官闻信大怒，带人前来问罪，斥责王霈无理，越规干政，辱没斯文，命令立刻放人。王霈则当众指责县官贪赃枉法，诬良为盗的罪恶勾当。这一来乡绅慌了手脚，一面向县官请罪，一面向王霈陪情。王霈便趁机与县官达成三件协议：（一）立即释放学生。（二）罚酒席数桌，令乡绅在筵前认罪。（三）罚银十两，赏给被捆衙役，以偿其名誉之失。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 王霈在鱼台待了八年，期间曾换十任县官，只有最后一任赵英祚和王霈意气相投，相交甚厚，并为王霈的《诗草》作了序言。后王霈因年迈告老还乡。临行前王霈留诗与赵惜别：“八载寒毡十令陪，恐吾福薄易生灾，欲求长乐须知足，一叶扁舟归去来”。 王霈家有继室寡媳等六人，薄田三十亩，由于他为官清廉，没有积蓄，故年年入不敷出。便重操旧业，施医卖药，籍以糊口。但其代办人不老实，对病家讨账时屡有讹诈行为。后被王霈发觉，怕坏名誉，索性把药铺关闭，专门行医了。 王霈好诗文，常与诸同好酬和为乐，或纵谈心性，或探索学术，一生殚精竭诚，不遗余力。所著《痴云诗草》，是其门生联合给他印行的，现仅保存了原本一卷，由陶屯村陶瑞卿先生珍藏。 徐延旭 徐延旭（?～1884），字晓山，临清直隶州人，清广西巡抚。遗著有《越南记略》及《越南地图》若干卷。 徐延旭于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举，选授福山训导未赴，开园种菜，自署门曰“菜根轩”。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出任广西容县知县。同治四年（1865）调桂平，以清剿当地反清起事的义军有功，加赏戴花翎。同治六年（1867）太平军起，又调署太平知府兼龙州同知，因抵御太平军作战有功，广西巡抚保举以知府用，加道衔。同治九年（1870）授梧州知府。年余，讯结大案70余，以善治盗著称。 光绪元年（1875），徐延旭曾奉命带兵入越追剿黄崇英，一战成擒，著有战功，深受上司信任。他在任太平知府时，曾奉命接待越南贡使和勘察中越边境卡隘及道路。当法国侵略越南时，徐延旭又奉命入越侦察敌情，事后撰有《越南世系沿革》、《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算是当时比较了解越南情况的官员。在任梧州知府时，他慷慨轻财，曾接济过当时在广西做官而经济困窘的鹿传霖，并结为姻好。其子徐坊娶鹿传霖之女为妻。徐延旭之发迹约略与这两件事有关。当时的晚清官场，官网恢恢，笼罩天下。鹿传霖是山西巡抚张之洞的姐夫，而张之洞则是清流派的翘楚人物。所谓清流派，是清朝同治、光绪交际年间主要由御史言官和词苑讲官两部分人组成的一股势力。他们多是书生名士型的人物，议论朝政，弹刻权臣，颇有锋芒，一时影响朝廷决策。 法国觊觎越南，由来已久。1862年8月，法国趁越王阮福时病死、政局不稳之机，进攻越南，强迫越南政府签订条约，企图把越南完全并入法国的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进而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越南之政局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关注。当时的越南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其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则负有保护之责。光绪七年（1881）十月，清政府筹议援越抗法，其中便提到要加强援越桂军。经清流派官员张佩纶推荐，徐延旭擢升为广西布政使。然而，未待徐延旭动身赴任，法军统师李维业已率军攻占越南北部重镇河内，形势陡然紧张。清流派官员又轮番上奏，举荐徐延旭知兵，可胜抗法重任。徐延旭被擢升为广西巡抚，出镇北宁。 光绪十年（1883），法军两个旅团约1万余人分两路夹攻北宁时，清军首尾不能相顾，未经认真作战即纷纷溃退，北宁失守。之后，法军很快占领兴化、临洮、宜光一线据点，达到了占领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 北宁作战，是中法战争第一阶段中的双方主力决战。清军之所以失利，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极应付的战争指导思想造成的。同时，清朝官兵素质低下，武器低劣，主帅指挥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战后，徐延旭被革职拿问，押至刑部审讯。光绪十一年（1884）蒙恩发往新疆军台效力，未及起行死千狱中。西太后乘机把战败的责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身上，罢黜了以恭亲王为首、包括李鸿藻等在内的全体军机大臣，史称甲申易枢。 毕俊城 毕俊城（1846～1911），祖籍为淄川（今淄博市）西铺村人，临清“毕家刀”创始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十八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应邀在毕家府中坐馆授徒，历经37年，一面教书，一面博览府内万卷藏书，搜集民间传说、奇闻故事，写成了脍炙人口的世界名著《聊斋志异》。 毕俊城自幼好学善专，少年时学过武术，酷爱耍刀弄枪、练习舞剑。后因求当地一铁匠打造宝剑，铁匠人手少，毕俊城常去帮工，时间长了，毕俊城被收为徒，学会了打铁手艺。 光绪初年，由于淄川地区连年遭遇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生活实在难以维计，毕俊城便随其父母逃避灾荒来至临清。光绪六年（1880）在临清观音嘴（今鳌头矶对面、登瀛广场东北处），开设了一家铁器铺，以打造武术用的刀剑和各种民用肉、菜刀为业，字号为隆顺昌铁器部。早期主要是打造武术练功用的兵器，如单刀、宝剑、枪头、长矛、朴刀、燕翎刀、钢钗、七节鞭、虎头钩、月牙铲、方天画戟等；后来，因练功习武者越来越少，才逐渐转为打造民间生活用的各种肉菜刀具为主，品种有切菜刀、砍骨刀、气刀、剥皮刀、剔肉刀、劈刀、圆刀、刮毛刀、刨刀、方刀、片刀、杀刀等。 毕俊城凭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专心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铸剑、打刀工艺技术。他所锻造的刀、剑产品独具匠心，别树一帜，制作考究，做工精致，而且刀口锋利、钢性坚韧，软可吹毛断发，，硬可斩钉截铁，剁而不卷刃，砍而不崩口，既好使又耐用，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远近闻名，人送大号“毕家刀”。 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1896－1900）在临清、冠县、威县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当年，毕俊城应义和团首领谭魁方、阎书勤、赵志都等人请求，积极参加反洋教活动，秘密为义和团打造大刀、长矛、钢钗等兵器数千件。得到了义和团将士们的赏识,激发了义军的英勇斗志，支持了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 毕俊城铸造的宝剑，名“顺昌七星卧龙剑”，剑身一面镶嵌七颗铜星，另一面凿刻卧龙图形，剑身两面中央开有血槽，剑格为虎头形状。剑鞘用花榈木做成，外置铜箍，皆精工镂刻，浮雕花纹图案，古朴大方。剑刃锋利，削铁如泥，挥舞自如，寒光四射。持之此剑，威风凛凛，堪称“剑中之魁”，蜚声武林。 “毕家菜刀”背厚刃薄，身正背直，钢铁分明，光亮平滑。装配黑色枣木刀把，镶嵌铜质梅花形后垫，冲制双形宝葫芦印记。样式非常美观。在实用上轻重适宜，大小合理，用之得心顺手。刀刃锋利，能杀能砍，前切后剁，不崩不锩。半年不用磨，不易生锈，使用寿命比较长，而且把把好使耐用，所以用户买刀时不用挑拣，颇受用户的信赖。当地和周边县市家家户户、大小饭店、餐馆、食堂都专爱用“毕家刀”。百余年来，“毕家刀”畅销不衰，从运河两岸到大江南北，南至上海、武汉，北到北京、天津，不断有人慕名而来购刀。临清著名烹饪大师石道清、田凤山等人，用“毕家刀”司厨献技一生，爱不释手。因此，“毕家刀”这个美称在民间名气远扬，广为流传。 “毕家刀”手艺流传上百年，辈辈相传，至今四代，均属亲传。毕俊城三个儿子毕得先、毕生先、毕荣先，几岁时便与父亲干活学艺。自民国元年（1912）始，先后在临清上湾街家中各掌一炉，继承父业，打刀一生，从未间断。那时，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意甚是兴旺。其孙毕玉歧、毕明歧门里出身，亦精通技艺，从小即练就一手好活，几十年也一直从事个体打刀生产经营。1959年，毕家刀第二代传人毕得先打造的宝剑、单刀、双刀，参加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庆祝建国十周年全国手工业名牌产品展览”，并被留馆保存。1963年临清红炉生产合作社由毕家刀第三代传人毕明歧打造的菜刀，在山东菜刀评比会上被评为一等品。 车 震 车震（约1860～1937），字白闻，民国时期曾任师长，临清县摇鞍镇贺伍庄（今属河北省临西县）人。 清光绪二年（1876）随父游学于天津，后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选拔到山西武备学堂任教习，后任山西巡警营管带。之后，历任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混成协第一营管带，陆军第二十镇七十八标统、第三十九旅旅长，前后驻防晋、绥、辽、蒙及直隶、河南、江苏等地。1914年夏张自忠赴奉天（今沈阳）新民屯投奔车震，当时他任第二十镇（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长，对张自忠很器重。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蔡锷组织护国军，1916年出兵讨袁，贵州响应出兵湖南。袁世凯调二十镇南下援湘。湖南督军汤芗铭见大势已去，宣布湖南独立，而汤芗铭没有嫡系部队，即把三十九旅扩编为湖南第一师，车震被提升为师长，兼长岳镇守备。 赵恒惕率部攻占长沙，汤芗铭只身逃走，车震及师部参谋张自忠成为俘虏。赵恒惕没有加害他们，赠路费，雇船只，把他们送到岳州北军防地内。车震由岳州到武昌，返回山东临清原籍，住大寺西街鼓棚底西北角车大人府第。车震回临清后，念张自忠有挽救祖国危亡的大志，即在1916年带他到廊坊第16混成旅，将他推荐给冯玉祥将军，后成为举世闻名的抗日将领。车震的部队纪律严明，商民爱戴。但由于时值军阀割据称雄，互相火并，车震对内战深感痛心，誓不再任军职。不久，被委任为新城兵工厂厂长、官矿局局长。任职期间，他剔除积弊，廉政奉公。民国九年（1920）山东大旱，他组织赈灾公会，劳怨不辞。对于教育、慈善事业，他常捐助巨资。又于省城创办残疾院、孤儿院、贫农工厂等。晚年致力于红十字会，不遗余力。因他体察下情，深得百姓尊敬。 徐 坊 徐坊（1864～1916），字士言，又字矩庵，号梧生，临清直隶州（今临清市）人，近代藏书大家，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第一任副监督。辛亥革命后，溥仪被逼退位，坊以遗老蛰居京师，后为溥仪师，民国五年（1916）以疾去世，终年53岁。所遗诗文词集若干卷，曰《徐忠勤公遗集》。 徐坊自幼颖悟，于书无不读。年十八九娶大学士定兴鹿传霖女为妻。其父徐延旭，进士出身，官至广西巡抚。徐坊为人至孝。1883年,正值中法交战，徐延旭以封疆大吏的身分，主持广西边境的布防。面对洋枪洋炮的进攻，而朝廷内外多方掣肘，及谅山被法军攻陷，徐延旭受到朝廷的“逮问”，处以“斩监候”，并被押赴刑场“陪绑”，虽免一死，却使之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随后“下刑部狱”。据《清史稿》载，那个期间徐坊“入则慰母，出则省延旭于狱，橐膳之事，皆自任之，布衣蔬食，言辄流涕”，他要花许多钱买通狱吏才能探监。不久，徐延旭被判流放，远戍新疆，徐坊又花一大笔钱买通押送人员，随父远行。然而其父“未出都”即“病卒”，“坊扶柩归葬，徒行泥淖中，道路叹为孝子”。 徐坊不久以父荫任户部江南司主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徐坊扈从两宫至西安，返京擢升国子丞。1909年9月，宣统皇帝御批创设京师图书馆，学部奏准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监督、国子丞徐坊为副监督。我国有近代公共图书馆源自江南图书馆（创于光绪三十三年，早京师图书馆两年）与京师图书馆。因京师为天下观瞻所系，又为全国儒林冠冕，故规模较江南宏大。馆舍设在北城广化寺，所有典司书籍、经画工程、制订章程各事，均由缪荃孙及徐坊妥筹分任。论京馆草创之功，徐坊出力甚多。 徐坊早年侨居潍县（今潍坊），与孙葆田、柯邵忞、高鸿裁、宋书升等学者多有交往。及至京师为官，他和甲骨收藏家王懿荣、罗振玉，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等过从甚密，每每对善本相与赏析。此外还与书林中之翰文斋、正文斋、会文斋经常往来，其中与翰文斋关系尤为密切，徐氏大部藏书多由此肆臂助。经苦心罗致捡收，多方搜求，所藏善本甚富，名闻遐迩，其中不乏绝世稀珍。光绪中叶后，京师言收藏者首数徐坊。近代藏书家、教育家傅增湘，在《双鉴楼善本书目序》曾称其为“家富万签，声名煊赫，骎骎与南瞿北杨齐驱方驾。”（注：瞿指南方藏书家瞿绍基家族，杨指聊城海源阁楼主、藏书家杨绍和家族）。徐坊庋藏之富，考订版本之精，于此可以一观。 徐坊藏书斋名归朴堂，徐坊生前未编书目，故藏书底蕴，鲜为人知。及至1916年徐坊辞世，其子不能守父业，夫人鹿氏亲自扃管，书已稍有流散。傅增湘于1925年至1927年间，曾数登归朴堂观书，见宋本《周易正义》（即北宋端拱元年孔维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之首《周易正义》一种，世称国子监本），“惊为旷世奇宝”。时近代出版家、海盐人张元济正辑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闻徐坊藏书将散，其中必多罕见之本，便与叶恭绰筹为古书保存会，集资购买，并愿将宋本《周易正义》印入《续古逸丛书》，以增声价。徐坊所藏北宋刊刻岳氏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更为罕见。民国十九年（1930）鹿氏去世，京寓藏书分别归其子徐钟蒧及长婿史吉甫。二人所得京寓善本，遂陆续散出。徐坊藏于定兴之善本，由北京文友堂、文奎堂、保文堂、晋华书局等四家合股收买，运至北京，群相争购。其归于傅增湘者，均著录于《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双鉴楼善本书目》。欲求归朴堂藏书踪迹者，实惟此是赖。 据查证，徐坊藏书见于著录者计经部24种，史部36种，子部27种，集部98种，丛书等340种。其中宋刊本共27种。另三朝版一种。日本活字印本二种，明清刻本31种，除上面提到的珍本书外，徐坊所藏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刊本《文粹》一百卷，为杭州善本之最精者；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字体遒丽，锋棱峭峻，是建炎本之最精者。两书书影均收入《中国版刻图录》。宋刊蜀大字本《文章正宗》三十二册，由定兴运至北京，售价达万元。 徐坊除收藏古籍外，于金石甲骨文颇有搜求。据南京大学历史系范毓周教授《甲骨文》一书介绍，当时徐坊经古董商人之手买到的甲骨约1400余片，后转卖给燕京大学，由容庚、瞿润緍编成《殷契卜辞》一书。 徐坊藏章见于著录者有：“临清徐坊卅四岁后号曰蒿庵”朱文印、“徐坊印信”朱文印、“临清徐坊士言藏书印”等。徐坊因曾为宣统皇帝之师，卒后为正一品封典，晋赠太子少保衔，谥忠勤，《清史稿》有传，民国《潍县志稿》第32卷前有徐坊的全身像。 王丕显 王丕显(1868～1933)，字绍文，临清鸽子桥街（后改为白布巷街）人。年幼家贫，青年时曾学商未遂，便弃商为儒，发愤读书，参加科考，为清末副贡，后肄业于师范学堂。 光绪十九年（1893），武训在临清创设御史巷义塾，聘请原在天中阁私塾任教的王丕显为塾师，因其品学兼优，深为武训赏识，倚之为左右手。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殁于御史巷义塾，王丕显遂秉其遗志，惨淡经营，废寝忘食，扩充武训义塾。每遇经费拮据，便四处奔走募捐，言恳无效，恒以叩首相请，颇有武训之遗风。经他募捐的基金共有大洋二万九千七百七十二元九角，铜元二千零四十六吊四百六十文，购置学田三百八十五亩六分五厘。世人为之感佩，称他为“武训第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科举，兴学堂，武训义塾改称武训小学堂，王丕显任堂长。至民国元年(1912），王丕显任武训小学校长，并亲自执教。在他任职期间，为办学竭尽全力，成绩卓著。据有关史料记载，王丕显肩承遗业、鞠躬尽瘁，学校更新，教育振兴，学生数百、良师云集,基金及万，学田四倾。毕业该校者千余人，人才蔚起，民智大开；升入大学者三、四十名，服务社会，利国利民。教育厅长何思源颁发匾额，文曰：“热心教育”；教育部长朱家骅颁发三等将状，以示嘉奖。由此概见，王丕显之功绩不在武训下。 民国十九年（1930），王丕显年迈体衰，不能教学，故辞去校长职务，为名誉校长兼校董，专事筹划基金，监督校务。虽年老多病，常扶杖到校，亲理业务。王丕显从教三十年如一日，委身学校，不问家事，月薪仅十元，却以六元捐入学校（自1921年到1932年间，共向学校捐款八百多元），以四元扶助工友，纯属义务职，不取任何报酬，其人格之高尚，难能可贵。世人只知有武训，不知有王丕显，其功有埋没不传之叹。 王丕显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矢志不渝。民国二十二年(1933），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五岁。远近闻之，莫不痛悼。乡里百姓为其树立纪念碑，武训家族以“光我前人”匾额馈赠学校，教育厅长何思源颁发匾额，文曰：“以德树人”。 沙明远 沙明远（1879～1950），字月坡，回族，临清人。自幼好学，但因家贫，无力求师，幸得众亲近邻资助，进私塾就读，学识渐长。应试县考，名列榜首。适逢父亲沙炳贩卖亏本，无钱偿债，被法院拘留。沙明远只好卖掉拔贡功名，得银偿清债务，救父出狱。清末废科举后，沙明远考入济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到山东聊城第三师范任教员。沙明远精通文史，讲课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尊敬。 沙明远中年时，军阀割据，北洋军阀搞国会议员选举。沙明远得到鲁西各界人士的支持，被推举为议员，到了北京。可是，当时政局动荡，国会腐化。沙明远虽为国会议员，但无所事事。为谋生活，到当时教育部谋一职务。那时名士梁士诒企图用重金收买他为北京政客效劳，但遭到沙明远的拒绝。 不久，沙明远投身冯玉祥将军麾下。当时，冯将军练兵南苑。冯将军虽戎马生涯，但虚心好学，尊重学人。沙明远以中国文学、诗词、历史向冯将军讲授，更着重钻研历史名将克敌制胜的兵法。冯将军对沙明远以师礼事之，因而“沙老师”之名，在西北军中名闻遐迩。 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将军被任为西北边防军督办，沙明远随行。沙明远在西北与回族首领马福祥结识，相交甚笃。冯将军驻兵西北，沙明远多从马家势力圈内为冯将军斡旋。马家后人对沙明远也很尊重。沙明远在西北时，曾任绥远省教育厅长、绥远五族学院院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嗣后，又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豫东行政院长、潼关督办等职。沙明远当时还与西北军高级将领宋哲元、吉鸿昌、石敬亭结拜为兄弟，订立金兰之谱，从而成为西北军政界中重要人物之一。 1926年，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改称国民军，进军陕西省、河南省，与北伐军相呼应。石敬亭任山东省省长，沙明远被任为山东省硝磺矿总局局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反共。沙明远曾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标榜的“三民主义”，并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祸国主义。因此，沙明远为当时政界所不容，息隐家园。 在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沙明远被聘为参议。在此期间，沙明远力抨时弊。后来，沙明远提议成立进德会，教育民众，得到韩复榘的同意。临清成立进德会时，韩复榘命沙明远回乡主持。沙明远衔命回乡。适逢临清县县长徐子尚力主清查无粮黑地、加重地方课税负担。地方人士要求沙明远仗义直言，稍解民困。为此，沙明远走访乡长，了解情况后，在全县联庄会和全县各界人士大会上痛斥清查无粮黑地加重民众负担的错误，转而，沙明远把锋芒指向各区区长。沙明远说：“区者，蛆也，此蛆之作崇也，县长可不为也”。群众听后，赞扬沙明远方法巧妙。县长徐子尚迫不得已，将所收的税款逐户退还，取得抗税斗争的胜利。各界人士曾刻碑记此事。后因山东省财界要人王士荣等以影响山东财政收入为名，频加诋毁，沙明远遭到攻击。 在此期间，韩复榘受命赴南昌晋见蒋介石，沙明远随行南下。在南京得于右任先生邀请出任国立编译馆编审。后又得孙科先生延聘，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特邀委员，受命撰写《宋明哲学》，此书脱稿后交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审核。但因抗战爆发，此书稿下落不明。 沙明远在南京期间曾为其在聊城第三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李苦禅举办画展，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刊登李苦禅举办画展的消息，使这次画展取得成功。 济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阴谋以“鲁人治鲁”，要沙明远当省长，沙明远严词拒绝。汉奸省长马良要沙明远任伪教育厅厅长，沙明远以佛教会会长为护身符，也予以拒绝。后为生活所迫，沙明远出任济南女子师范教员。当时，沙明远主张创办职业学校，便与济南青年会总干事郭清甫创办济南惠鲁工商专科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沙明远回到临清。1949年10月应卫生部长李德全的邀请进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请沙明远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1日，沙明远应邀参加国庆观礼，当时情绪激动，正欲出门赴会，突然脑溢血病发倒地，不省人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当即派专车，护送至医院抢救，经过46天的精心治疗，终因病重，与世长辞，时年71岁，由其子随车护送回临清牛八里村安葬。 张自忠 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唐园村人，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他是八年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唯一的国民党上将级军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五十个同盟国中殉职最高的将领。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临清义一乡（今唐园乡）唐园村。张家为临清望族，义一乡首富。祖父张春林，勤耕务农，积下丰厚产业。父亲张树桂曾任江苏赣榆县巡检，因政绩卓著，被清廷加封五品官衔。张自忠幼年随父在江苏赣榆县习读诗书，父亲去世后返回故里，进入临清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天津政法学堂，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攻读。 张自忠求学时期，正值民国初年，外有列强环伺，侵扰不休；内有军阀混战，祸国殃民，国家呈极度的动荡不安，人民深受其害；世局的变化不断冲击着他的内心。是承继祖业，享用一生？是守着案头读死书，做咬文嚼字的刀笔吏？是以天下为己任，投军救国？这时，新思潮的撞击使他逐步抛弃了光宗耀祖的仕途之路，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激励了他立志投笔从戎，达成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1914年秋天，他说服了家庭，舍弃学业，抛开优裕舒适的物质享受，辞别了贤惠持家的妻子，收拾起简单行装，只身远赴奉天，投奔在新民屯担任第二十师三十九旅八十七团团长的同乡车震。 由于张自忠吃苦耐劳，没有一丝富家子弟的娇气，深得车震的赏识，逐步提升为司务长和师部参谋。1916年车震将张自忠推荐给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冯玉祥，不久入模范连学习军事，毕业后任排长。1919年入冯部教导团深造，结业后任连长、学兵团营长、团长。1925年，任冯部国民军第五师第十五混成旅旅长。1927年，冯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任第二十八师师长，次年兼任开封警备司令及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中原大战失败后，张自忠率西北军余部由郑州进入晋南，荣任改编后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先后窃据了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第二十九军奉命驻防察哈尔，张自忠统领第三十八师驻扎在宣化。 1933年，日军继侵占了热河之后，又派出精锐部队第六、八两个师团，由热河南下沿凌源喜峰口大道突破长城，图谋侵占整个华北，平津陷于危机之中。3月上旬,日军逼近喜峰口，三十八师奉命驰援喜峰口、罗文峪两地。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建立了一支由千人自愿组成的敢死队，每人身背1把大刀、1支短枪、几支手榴弹,夜袭敌营。喜峰口之役获得全胜，共歼敌两个联队、1个骑兵大队，计3000余人，摧毁敌炮18门。这是日本明治侵华以来遭到的第一次败仗。国民党军队夜袭喜峰口敌后方大捷，出力量最大的是张自忠率领的三十八师，该师担任防守二十九军阵地的四分之三，付出了重大牺牲。为了表彰该师，蒋介石迭电嘉勉，并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喜峰口之役的胜利，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日热忱，各报端纷纷载文赞扬，各界团体及海外侨胞代表亲赴前线慰劳。张自忠及其二十九军自此声震华夏，音乐家迅即谱出了《大刀进行曲》，威震敌胆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张自忠被委任为该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主席，仍然统领三十八师。1936年6月，张自忠就任天津市市长。市长任内，他处事镇静缜密，既不唯唯诺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又不大意鲁莽，而是不卑不亢、有理有度、从容不迫，维护国家的尊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诡称卢沟桥事变系“地方事件”，要进行“和平谈判”作为缓兵之计。南苑战役，佟（麟阁）、赵（登禹）2将军壮烈殉国。北平已成孤岛，势难防守。7月28日，宋哲元接蒋介石电令：“退守保定，坐镇指挥。”宋遂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他与日周旋，掩护二十九军南撤，并收拾北平残破局面。张自忠“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张自忠欣然受命，暂时留在北平，忍辱负重地苦撑着危局。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路北进，企图突破淮海防线，进窥徐州地区。2月间临淮关蚌埠两地之间，张自忠奉命率59军增援，苦战10余日，给日军以重创，阻止了敌北进图谋。随后，张自忠所部还师徐州，作为李宗仁第五战区的总预备队。 2月下旬，庞炳勋部和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激战于临沂汤头，经过艰苦血战，庞部伤亡惨重。临沂连电告急，第五战区统帅李宗仁令五十九军驰援临沂。 张自忠率部一天一夜急驰180里。第二天薄暮时分赶到临沂。3月14日，五十九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一举插入板垣师团之右侧背。一夜之间，歼敌逾千，敌遂放弃攻城，转而对五十九军作战。敌我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形成以争夺村、屋为目标的犬牙交错的拉锯战。激战3日，敌伤亡四五千人，五十九军也付出了伤亡六七千人的代价，该军两个师的连、排长几乎全部阵亡，营长也伤亡近半。 此时，战区参谋长徐祖诒，见五十九军伤亡过重，电请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同意，令该部向郯城后撤。在这紧急关头，张自忠要求再战一天一夜。经徐祖诒请求战区同意后，张自忠立即下令营、团长均到第一线指挥，师、旅长到团部指挥所。张自忠亲临所属三十八、一○八两师前线指挥作战。并令将全军炮火集中向敌猛烈轰击，激战至17日，敌板垣师团再也无力抵抗，遗尸千具，被迫向汤头、莒县溃退。3月18日晚，五十九军除留一部协同庞部四十军守城外，其余向费县、沈村进击，威胁敌矶谷师团之左侧背，以策应五战区正面进攻作战。但溃退的板垣师团得知五十九军开向费县方向后，又回师进逼临沂，庞炳勋呼请张自忠回援。五十九军星夜兼程于3月25日到达临沂城西北地区，向敌之右侧发动攻势，敌人以全力向五十九军猛扑，国民党军队在无援的情况下，虽然浴血奋战，但损失严重，形势相当危急。五战区遂决定派五十七军一部及汤恩伯之骑兵团准于28日到达临沂增援，在战况急迫的情况下，张自忠当即将援军即将到达的消息通知全军，并写给该军的第二十六旅张宗衡一个手令：（一）援军今夜准到，务望再撑5小时，即有转机；（二）战斗已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受最后一分钟，谁就能成功；（三）我困难。敌人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必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支撑眼前这一极短时间。在张自忠的训勉激励下，全军奋力苦战，待3月29日援军到达后，重新部署，全线出击，迫敌北溃，一向被自诩为“铁军”的板垣师团，兵力损失过半，被阻不能西进。 临沂阻击战，稳定了第五战区之战局，确保了徐州的安全，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同时，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士气，增强了必胜信心，张自忠因此役功勋卓著，荣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仍兼任第五十九军军长。 自临沂大捷之后，张自忠戎马倥惚，驰骋沙场；转战于鲁、豫、皖、鄂等省。继台儿庄大捷后，又历经徐州突围、潢川之战、襄东大捷等战役。1938年10月，张自忠因克敌功高，被任命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节制五十九军和七十七两军，不久又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驻节鄂西荆门地区。 张自忠十分注意激励战士为国杀敌，发动民众参加抗战；还非常注意团结友军即新四军，协同对日作战。当时，张自忠所部官兵对蒋介石消极抗战，制造反共磨擦极为不满。蒋介石派员来张部视察时，第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当面讥讽说：前方抱紧枪、后方抱紧人；前方打枪、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话传到蒋耳朵里，命令张自忠将何送重庆法办。张自忠接令后，秘而不宣，趁去重庆开会之机，向蒋保证何不会有意外行动，使何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1940年初，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赴荆门采访张自忠，探询对新四军“是否合法“的看法，张明确表示：我不懂合法不合法，我认为抗日就是合法。张自忠作为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的逆流中，他主张联共抗日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1940年4月下旬，日军以冈村宁次为总指挥调集重兵分六路向襄东五战区大举进犯。经过激战，双方损失惨重。5月1日，日军分3路又向张自忠指挥的右翼兵团猛攻，国民党军队奋勇迎击，激战5个昼夜，迫敌北逃。5月7日夜，张自忠亲率七十四师和骑兵1部，从宜城附近渡过襄河，追歼北逃之敌，他抱定“以死求胜”的决心，非打胜这一仗不可。渡河前，他给第三十三集团军诸将领写了两封信，嘱告全体将士誓死杀敌保国。 到达襄河东岸后，张自忠与各部取得联络，率领部队追击败退日军。5月11日，三十八师冒雨向东追歼枣阳方面之敌。次日国民党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拦腰一刀，杀敌血流成河。14日，张自忠率部与南窜之敌激战于方家集，击退敌人多次进攻。16日，敌集中万余名士兵，30余门大炮、数10架飞机向南瓜店及两侧发动凶猛攻击，国民党军队虽多次击退敌人进攻，但因敌众我寡，敌军逐渐形成对国民党军队右翼的弧形包围。张自忠亲自登杏儿山督战，严令：“死守阵地，子弹没有了，用手榴弹炸，用刺刀刺，用大刀砍，用石头投，用拳打脚踢，最后用牙咬，坚决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敌军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中午12时左右，张自忠左臂被击中流血如注，但仍然大声疾呼地指挥作战。午后，敌军炮火向杏儿山疯狂轰击，副官阵亡了，参谋处长受了重伤。又一颗子弹击中张自忠小腹，身边的战士让他退下去，但张自忠坚定地回答：“我只有战死，决不后退！”又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腮射入，正中头部。张自忠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去。弥留之际，张自忠对部属留下了最后几句遗言：“战死疆场是军人的本分。我这样死的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张自忠牺牲之后，就连闻之丧胆的日军也十分敬重。他们在民间征发了一副棺材，将张自忠装殓掩埋，并集合官兵对之敬礼，表达对张自忠的崇敬之意。 张自忠壮烈殉国后，举国为之同悲。他的忠骸经觅获葬处，开棺运抵湖北荆门县快活铺，以上将礼服重殓后将灵榇经宜昌转重庆安葬。途中各地军政人员列队迎送，人民群众为其焚香路祭。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不久安葬于重庆北碚梅花山上。 7月7日，国民政府特颁布褒扬令：“政府追怀壮烈，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以示国家笃念忠勋之至意，此令。”不久，国民政府明令追赠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8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社论，称赞张自忠“对抗战之功极大，……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张自忠将军大会，朱德总司令及中共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都亲临大会。大会部致军委会及张自忠家属的唁电高度赞扬张自忠将军“率部杀敌，素著功绩肥水、临沂、随枣诸役”“均亲临前线，指挥若定，给寇军以严重打击，大大兴奋国内人心”，并号召“全国将士更加奋发，渡过难关，克服危险争取最后胜利”。 国共两党要人纷纷为张自忠殉国题词、作诗、写挽联。毛泽东赠词“尽忠报国”，朱德赠词“取义成仁”，并和彭德怀共同题词“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资在朝野团结共存”。周恩来除题词“为国捐躯”外，还撰文盛赞张自忠“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蒋介石也手书“荩臣忠勇义烈，牺牲成仁，光荣一死，炳辉千秋”的悼词。 为追悼张自忠将军，国民政府于1942和1946年明令其入祀全国各地忠烈祠、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改湖北宜城县为“自忠县”，并在北京、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等各大城市设立“张自忠路”；在湖北荆门刘猴集和南漳武镇伏虎山分别建立张公祠，南瓜店建有张自忠衣冠墓。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拨款重修内有张自忠血衣血帽的衣冠墓。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证书。1984年中共中央拨出巨款，重修重庆北碚梅花山张自忠陵园。1988年临清市人民政府在大众公园内为张自忠将军建故里碑， 1998年中国共产党临清市委、市政府在城区兴建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表达家乡人民对其永久的怀念。 李耀堂 李耀堂 (1902～1989)，字恩荣，祖籍天津杨柳青镇，曾任临清市第一届商会会长，政协副主席。 1902年2月3日，李耀堂出生在临清一个贫寒的商人家庭。1911年李耀堂入私塾学习，1918年入临清狮子桥“德兴福”号砟炭行当学徒。1922年，李耀堂赴天津工作，极得老板的赏识，老板经常带他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学到了许多社交礼仪和待人接物的常识。1926年1月，李耀堂自天津返回临清，创办了“保兴成”砟炭行。李耀堂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待人诚恳、服务周到，使生意越做越大，成为业界较有名气的商号之一。1930年9月，李耀堂当选为临清县商会常务委员。 1938年2月，李耀堂被推举为临清县商会会长。同月，当选为临清县地方维持会会长及临清县军事招待处主任和商民救国会常委等职。在黑若仙同志引见下，李耀堂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机构和途径临清的八路军筹款筹粮，与陈再道、王任重、宋任穷、肖华等首长建立起深厚的感情。首长们对其顾大局、识大体的品格和积极支援抗战的爱国主义行动，曾多次给予嘉奖和鼓励。1980年代初，肖华同志曾托人带给李耀堂先生一首诗，就是写的这段经历：“至今不忘李耀堂，亲赴前线送军粮。半斤馍馍二两菜，支援抗战美名扬。” 李耀堂上任伊始，日本临清宪兵队成立。与此同时，各杂牌部队也蜂拥而至。由于当时国、共、日三方均会随时光临临清，维持会便准备了三种小旗，即“欢迎八路”、“欢迎国军”、“欢迎皇军”。1939年2月3日，日本侵略军第三次侵占临清。李耀堂先生听说部队要进城，马上组织列队欢迎，当群众举着小旗来到城门口时，才发现慌忙之中拿错了小旗，成了“欢迎八路”了。李先生当即立断，发出号令：“一定要把小旗杆拼命地摇起来，并高呼‘欢迎皇军’的口号，谁不拼命摇谁就‘请客’”。当日军进入城门时，群众们纷纷拼命地摇动小旗，高喊“欢迎皇军”。鬼子们根本看不清小旗上的字，还以为真的是热烈欢迎呢！接受这次教训，李耀堂将三种小旗改成了“欢迎贵军”一种，以避免因慌乱造成的麻烦。 1944年冬天，临清宪兵队队长岗村对临清人民的镇压达到了尽乎疯狂的程度，经常进行大搜捕，城乡地下党组织、革命群众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腊月十五晚上，李耀堂突然听到特务们在前院大喊大叫，并听到用枪托子砸门的声音，感觉风声不对便从后窗跳出，翻过院墙逃跑了。但他并没有走远，经过一晚上的思想斗争和走与留的痛苦抉择，第二天上午他把心一横，决定主动去宪兵队，以便见机行事。进了宪兵队，一见岗村队长，李耀堂先发制人地问：“队长派人找我有什么事？您这些天抓了这么多买卖人到底是为什么？”。岗村沉下脸来说：“有人报告说，你们统统是通八路的！”李耀堂不慌不忙地回答：“这话不假，可我们也通皇军呀。”这话让岗村一楞。李耀堂继而说道：“岗村太君，请您想想，我们这些老实巴脚、规规矩矩的买卖人敢得罪谁呢？八路来了，我们就得通八路。皇军来了，我们就得通皇军。就是土匪来了，我们也得热情招待。一句话，只要使刀弄枪的来了，我们都得赔笑脸，都得要什么给什么，如果违抗，不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么？大太君，您是顶顶明白的人，可要体谅我们买卖人的苦衷呀！”。一番话说得岗村大笑不已，“哈哈哈，你这个人很会说话。”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厉声喝问：“你敢担保他们都是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吗？”李耀堂心想，反正豁出去了，马上拍着胸脯说：“敢！”岗村被李耀堂的一番话彻底征服了，并专门设宴款待李耀堂，一生从不唱酒的他，却一口气饮下了一满坛子的绍兴花雕老酒。 腊月二十二日，李耀堂先生接到伪县长吴佩英的通知，准许他明天去领人。就这样，连城里人带乡下人共81名被捕人员一个不留地被李先生保释出来。腊月二十九日，王任重司令员通过地下党交通员钟尔昆，捎给李耀堂一封感谢信。李耀堂才知道，被他保出的十几个乡下人中，有几个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还有一个是冀南行署的参议员。后来这名参议员同志还给李耀堂篆刻了一枚象牙图章，两个字“耀堂”。 1945年9月1日，临清解放。由于李耀堂的诸多爱国行为，继续留任商会会长、军事招待处主任。1947年1月临清救国会成立，李耀堂任主任。9月，陈毅首长抵达临清，接见了李耀堂先生，对他和商会的慷慨解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1年，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李耀堂先生带领工商业者率先捐助，临清镇人民群众捐献“临清镇号”飞机一架。在后来的抗美援越中，李耀堂先生将自己的一件皮大衣变卖，将钱寄往越南驻华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寄回了感谢信。1953年9月，第一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李耀堂作为山东省工商联代表参加了会议，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6年1月李耀堂当选为临清市第一届政协副主席。12月当选临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957年在反右斗争中，李耀堂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平反后，李耀堂当选为第五届临清市政协常委，积极参加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统战工作。1989年李耀堂病逝，享年87岁。 沈廷榘 沈廷榘（1905～1939），临清城西南朱庄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沈廷榘自幼读私塾，稍大考取临清武训学校。受其表哥进步青年李光家的影响，沈廷榘内心充满了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向往。1924年7月中旬在武训学校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一师是山东共产党创始人王尽美的母校，也是山东省红色思想传播的摇篮之一。沈廷榘在学校结识了从临清一高考入一师的张存礼（又名张敬文、张干民，现名赵文栋）。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搜集订购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传播新文化和进步思想。当时学校党的负责同志庄龙甲赠送他们看《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党内书刊。1925年春，沈廷榘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暑期，沈廷榘与张存礼结伴还乡，带回《俄国视察记》、《共产党宣言》、《灰色马》等革命书刊，启蒙了一批农民的觉悟，成为相当一批青年革命思想的火种。沈廷榘还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期时间，到鲁西北各县进行宣传，介绍党的政策主张和革命纲领。抗战时期不少人积极追随共产党参军作战，就是受他们思想熏陶的影响。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5月间军阀张宗昌在山东特别是济南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沈廷榘受到通缉，回乡暂避。同年秋，因参加共产主义组织被学校除名。1928年春转入聊城中学继续求学。1929年7月中旬，沈廷榘与同学结伴到北京，8月与吕泽民一起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班，1931年升入物理系本科班学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主义，北京大学开展了罢课运动，抗议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沈廷榘是北大罢课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学生们的爱国情怀感染了许多人，有的外籍教授也参加了罢课运动。旋即，全国各地学生掀起了赴南京请愿运动，12月沈廷榘被选入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的“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到达南京后，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4000余名学生一同上街游行示威，被捕软禁于孝陵卫顾祝同部。沈廷榘等坚贞不屈，慷慨陈辞，揭露反动当局的投降阴谋，并带头展开了三天三夜的绝食斗争。数日后被南京军警押回北京，勒令读死书，安分守己，莫问政治。 1934年9月至1935年7月，沈廷榘因家中经济困难，休学一年。这时表哥李光家已到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任教，介绍他到临清中学任教。在校一年间，沈廷榘积极支持学校党组织倡导的“读书会”活动，并利用讲台对学生启发，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道理。此间，与进步教师臧克家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5年秋，沈廷榘重返北京大学就读。到校不久，他向部分进步同学透露有关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消息，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自此，他一度应邀定期向同学们进行时事宣传。同年冬，北平学生掀起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抗日示威爱国运动，沈廷榘是北大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 1936年7月，沈廷榘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离京到烟台省立八中教授物理课。在烟台任教一学期后，于1937年2月，到阳谷寿张乡村师范教书。 “七七”事变后，沈廷榘投笔从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间由寿张到聊城，经人介绍与范筑先的秘书、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维翰认识。张维翰介绍沈廷榘到济南参加国民党第三路军政治干部训练班。参加政训班的多系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平津流亡学生。沈廷榘在政训班学习结业后，由济南转到胶东组织抗日武装，在韩复榘军展书堂部政治处工作，部队驻鲁东栖霞一带。此间沈廷榘以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本教材，宣讲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号召国民党士兵英勇杀敌。10月底，鲁东陷落。沈廷榘离开部队，由烟台乘船去上海，后又绕道广州，于1938年辗转到武汉。不久报名参加党与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筹办的战训团，三个月后学习结业，被分配到驻江西的某抗日武装团任教导员。 1939年随部队转到安徽西部屯溪地区作战，同年冬，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沈廷榘所在的武装团接上级指示，转战皖南，围困新四军总部。在出兵会议上，沈廷榘坚决反对，他主张国难当头，不能互相残杀，应当团结一致对外。很多下级军官赞同他的观点。团长恼羞成怒，指责沈廷榘扰乱军心，煽动军队异向。口角后，将沈廷榘以阴谋秘密活动罪拘禁。上官云相的秘书丁一忱、国民党联勤总部运输指挥官张维周闻讯，星夜驰救，但为时已晚，沈廷榘已被敌人秘密杀害。 李光斗 李光斗（1905～1942），曾用名李学臣、李维新。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五区丁马庄（现属临清市魏湾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随父母去吉林省宁安县（现属黑龙江省）谋生。1928年在吉林省立第四中学读书。同年初中毕业后，升入本校高中师范科。李光斗聪明好学，思想进步，主动靠近学校党团组织，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学校党团负责人之一。李光斗积极组建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组织会员传阅革命书刊，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思想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在学生会干部改选中，党团组织挫败了校方企图控制学生会的阴谋，选举李光斗担任学生会主席。 吉林省立四中校长王子仁，秉承国民党教育当局的旨意，在学校中推行“尊孔读经”，宣扬“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亲日卖国言论，加之他在修建校舍中有贪污行为，广大师生对他早有愤慨之心。四中党团组织顺应群众的不满情绪，由学生会出面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李光斗登上讲台，历数王子仁的罪恶行径，请求将王子仁撤职查办，这一倡议得到大会通过，许多进步教师表示支持，旅外同乡同学和外地进步团体闻讯也纷纷来电来信表示声援。学潮持续了两个多月，最后国民党吉林省教育厅不得已将王子仁撤职，同时宣布将李光斗开除学籍。此后，李光斗转入地下工作，曾担任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光斗从事组织反日救国会工作，后又参加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并任团长。在一次与日伪军的遭遇战中，不幸头部负重伤，被转送到伯力治疗。伤愈后，经党组织批准，到平津一带参加东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又到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1936年底，李光斗回原籍清平县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沿津浦、京汉铁路长驱南下，直逼冀鲁平原。此时，国民党山东省四区专员、鲁西北民团总指挥赵仁泉企图裹胁临清、清平等县联庄会的壮丁和枪支，东渡黄河南逃。李光斗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通过关系，串连清平五区、二区的一些实力人物，制定了留枪斗争的策略。当国民党清平县长在县城集中联庄会会员训话时，各庄联庄会便鼓噪而起，冲出城门，一哄而散，从而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企图携枪南逃的阴谋，取得了留枪斗争的胜利。这次留枪斗争，显示了李光斗的组织指挥才能。从此，他的名字在清平一带传扬开来。 赵仁泉偕四区各县官员南逃后，清平的一些青红帮和土匪头子趁机收缴民枪，自封为“抗日司令”，各霸一方。李光斗抓住这一时机，与梁志超等人说服清平五区运河以东几个大乡的乡长，将联庄会的人枪交给他统一指挥。李光斗通过王连级的关系，将这部分人枪接受了王善堂的改编，编为抗日游击军第二营，李光斗任营长。1937年底，国民党山东省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巡视聊城北部各县，王善堂为范筑先的爱国精神所感召，遂接受了范筑先的改编，被命名为山东省六区抗日游击第二十九支队，李光斗仍任二营营长，梁志超任书记官。此间，上级党组织陆续派党员干部到二营工作，并在二营建立了党支部。 1938年秋，范筑先将所属支队编为三个纵队，二十九支队归属齐子修的第二纵队，李光斗被提升为二十九支队团长。11月间，日伪军进犯聊城，范筑先壮烈殉国。李光斗等带领部分同志分头突围出去。此后，李光斗在八路军先遣纵队任侦察参谋，曾随军回到清平、博平一带，进行扩大我党我军影响的工作，鼓舞了敌占区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39年春，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东进途经清平时，给清平留下了几名干部，其中一名叫水波的女干部去第五大队做政治宣传工作。水波，贵州人，原系平津流亡学生，“七?七”事变后赴延安，曾就读于陕北公学，在五大队工作期间，和李光斗关系比较密切。春末夏初，国民党四区专员袁聘之部进驻侯寨子，被清平、博平两县联合出动的日伪军所包围，处境十分危急。李光斗闻讯率队赶来支援，并组织侯寨子等村民兵从敌人背后进行攻击。日伪军不明虚实，仓惶撤走。第五大队和民兵无一伤亡，并缴获步兵炮瞄准镜一具，钢盔、刺刀等数件。 1940年初，鲁西区开展“肃托”运动，水波被错误打成“托派”。联系到李光斗和水波的关系，便怀疑李光斗被水波拉进了“托派”组织，将李光斗撤职审查。1940年1月，卫东县委书记刘殿臣将李光斗介绍到临清县抗日政府，因他的问题尚未做结论，暂时安排在县政府当军事参谋。李光斗在背着政治包袱的情况下，革命斗志仍然十分高昂。是年春，他发觉县政府和动委会的两个干部与国民党顽固分子李子骧关系很不正常，即向县政府领导作了汇报，并对这两个干部进行监控。后来，县大队的一名排长发动叛乱，企图杀害县政府领导，经审讯，这个排长是国民党分子李子骧勾结这两个干部指使的。临清县政府及时将这两个内奸逮捕。是年秋，冀北军区八旅的一个连长违法乱纪，民愤很大，李光斗未经组织批准，擅自指派几名战士将这个连长吊打致死。事发后，八旅追究此事，将李光斗押送冀南公安局审查。在受审期间，李光斗主动向组织承认错误，申明问题。在他的问题尚未查清之前，经组织允许，他还借自己的“犯人”身份，在犯人中进行侦察工作，有的重要案件，就是在李光斗侦察后处理结案的。 1942年初，冀南公安局经过反复审查，认定李光斗不是“托派”分子，准备将他无罪释放。但这期间有一件重要案子，需要他进行侦察，便“暗放明不放”，暂时把他仍留在犯人中。此后不久，日军在冀南实行“铁壁合围”，李光斗随在押犯人转移途中，在威县不幸中弹牺牲。 1988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聊城地委在给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关于鲁西肃托案件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鲁西区肃托是一起冤假错案，对被错捕、错杀，尚未平反纠正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几十年来，蒙在李光斗身上的政治尘垢，终于烟消云散。 张丕介 张丕介（1905～1970），字圣和，临清市八岔路镇艾寨村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曾为家乡捐资兴学。 1926年后张丕介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络员，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兼宣传部长。后在德国福莱堡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专任委员、西北农学院院务委员、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等职。后定居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数十年从事教育工作，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名列《中国现代名人辞典》。1970年至1972年其夫妇先后在香港逝世。张丕介临终遗言，托付其学生孙南等五位先生，愿将其毕生心血之积蓄奉献祖国，捐助家乡的教育事业，造福于子孙后代。1992年孙南等五位先生遵循先师遗训，闻悉祖国大陆开展希望工程活动，便主动与艾寨村有关人士联系，将张丕介先生遗产50万元港币捐助艾寨学校。丕介先生之遗愿，逝世20余年后终于实现。 臧克家 臧克家（1905～2004），笔名少全、何嘉，山东诸城人。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1934年至1937年在临清省立十一中任教，期间创作了数百首诗歌，大部分以《运河》为书名在当时结集出版。 臧克家自小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非常浓厚的环境里。祖父、父亲、叔父都爱读诗、吟诗，他直接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小时候的农村生活，使他感受到农民的辛劳和苦难以及社会的不平，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埋下了同情劳动人民的种子，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主题。1930年臧克家报考山东大学中文系，数学考了零分，看语文考卷极严的闻一多先生，给他的作文卷子打了98分，而其他考生很多都是5分、10分，得60分的就不容易了。打动闻一多先生的是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求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这三句杂感极富哲理，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追求真理、向往新生、对人生社会的强烈感受。闻一多先生破格把臧克家录取了。臧克家上学期间，在许多全国文学刊物上不断发表诗作。1933年出版了诗集《烙印》，受到闻一多、梁实秋、茅盾、老舍、韩侍桁等名家的肯定与赞扬。闻一多在《烙印》序文里说：“克家的诗，没有一句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意义。”当时茅盾先生断言：“在目前的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 抗日战争时期臧克家走上了革命道路，写下了大量诗歌散文。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从事诗歌创作、评论及《诗刊》编辑工作。对中国诗歌及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臧克家曾担任人民出版社编审、《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的诗作《有的人》、《老马》等，散文《毛主席望着黄河笑》一度被选入中学课本。臧克家是毛泽东的诗友，毛泽东常就新诗问题与他切磋。2002年，凝结臧克家一生汗水和心血的十二卷本《臧克家全集》出版。 臧克家对运河文化和临清文化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臧克家1934年7月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应原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时任山东省第十一中学（后改为山东省立临清中学）校长张乾一邀请，来临清任教。直至1937年10月，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离开临清，臧克家在临清共待了三年零三个月。 臧克家后来回忆说：“临清时期，在我生命史上是'黄金时代'，在我的创作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我的兴致浓，生活安定，时间有。那一团空气正适宜于诗的产生。在这古城的三年时间中，我写了自传的千余行长诗—《自己的写照》，我写了《运河》、《古城的春天》、《大寺》、《黄风》……。”他回忆中还说：“我在临清中学教书这几年，正是国难重重，人心悲愤的时代。这小的环境，虽然外表安静，但人人心头却压住块石头！东北沦亡了，华北危机了，冀东已出现殷汝耕这样的汉奸组织了。全国人民生活在火山口上，全国人民的心，就是要爆炸的火山口！”。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促使臧克家不断向青年学生灌输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臧克家结合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危亡日深的局势，选讲《扬州十日》、以及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英勇杀敌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引起了同学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共鸣。臧克家向学生们介绍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茅盾、丁玲、贺敬之、戴望舒、卞之琳等进步作家及其作品。当时蜚声世界的英国进步作家肖伯纳来中国，引起轰动。臧老也向学生介绍肖伯纳，并告诉学生们肖伯纳一句名言“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社会主义，就一辈子没出息了。”他讲课时慷慨激昂，热情如火，大大感染了学生们，在他们胸中燃起了熊熊烈火。这使青年学生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臧克家在学生们的心中燎起了诗的火焰，撒下了诗的种子，原本喜欢读诗写诗的学生更加热爱学诗，原来不喜欢诗的学生也被激动起来了，连看门房的青年工友也订阅诗刊，读诗写诗。臧克家的诗作学生们争相传抄诵读，学生们的诗作也进一步激发了臧克家的灵感。当时国家的危难、人民的贫苦、运河上的帆影纤歌、运河沿岸的风光、白茫茫棉田的拾花女、临清古城上的夕阳、谢榛故里残碑古槐、指向蓝天白云的高塔、大寺闹市的叫卖等等，都成为他们诗中的题材。几十年过去后，臧克家回忆说：“我置身于运河沿岸的'临清中学'（多亲切的一个名字啊！）的一座僻旷清幽的新校舍中了。这是诗的摇篮、爱的田野、理想的天国，我的生命在这里扎根，感情的蔓子爬到了孩子们的心上，我住的那间土屋子上，夕阳下的流水上……”。 臧克家全身心地关爱学生，和学生们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情。臧克家像一盆火，不仅从思想上、学业上关心学生的成长，而且从生活上关心他们，真正成了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有几个学生因交不上学费被停了学，臧克家把他们找回来，帮他们几个钱，让他们继续上学。以前遇到星期天、节假日，很多同学急着回家。臧克家来后，他任教的两个班，很多同学节假日、星期天就不回家了，跟着臧克家在临清城区或郊外采风。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欢声笑语；走到哪里，哪里就诗声朗朗。臧克家的一些朋友曾劝臧克家离开临清，不要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久待，影响自己的发展。但臧克家离不开临清，更离不开朝夕相处的孩子们。孩子们更离不开他。多少年以后，臧克家回忆说：“我们家人父子一样相处了三年，他们从我身上得到了热情和诗，我从他们那边得到的更多。他们的影子印在我的心头上，时间越久，磨得越亮。而今……我的孩子们呢？—再也找不回来的昨夜的梦啊！” 1937年8月，臧克家陪伴亲人到北京去治病。他还能不能回来？臧克家和孩子们都哭成了一团。100多个学生到汽车站送行，在风沙里站了2个小时。但很快臧克家又回来了，每人送一个小铜框的北京风景片。临别时的合影大家都哭丧着脸，回来后又照了一张合影，大家都欢天喜地。在照片背后都写上了通讯处，作为珍贵的纪念。日军南侵，临清中学放长假，学生们回家，老师们流亡。这是一次生死离别，臧克家与学生们抱头痛哭。有一个善写诗的女学生，在臧克家的一张照片上写了一句：“克师，永别了！”停了一会，这个女同学含着眼泪，加了一句：“克师，真的永别了吗？” 1937年10月臧克家离开临清，再也没有能重回故地。但是，临清和臧克家之间的缕缕情丝始终未断。臧克家当年的学生，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许多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北京的、各省的、部队的都有，他们经常到北京去看望他，畅叙当年的情怀。 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是临清人。臧克家感佩张自忠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写了长诗《诗颂张自忠将军》。 临清是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的家乡。1994年10月季老在《臧克家文学创作研讨会》的发言中说，他与臧克家的友谊已经有60多年了。“臧克家是大学问家，非常朴素谦虚，要好好向他学习。”臧克家是季老喜爱的诗人，1930年代就读臧克家的诗。季羡林说：“克家的诗，我都读过。”臧克家的长子媳妇乔植英，在山东大学《文史哲》上撰文《季羡林与臧克家的人品、学品》，对二老的品学、友谊详加论列。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含有深深的临清情怀。 1970年末，鲁西北编写革命回忆录，向臧克家征文。臧克家回首往事，心潮起伏，挥笔写下了《临清，你这运河上的古城》这首诗，表达了他久蓄心中的对临清的真挚感情：“临清，你这运河上的古城，／象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首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人各天涯，但在臧克家心中：“从此，我胸怀里装着个临清。……” 1988年，临清群众文艺创作团体“清渊诗社”成立，臧克家题写诗刊名《清渊诗词》，季羡林作序，他们都欣然作了该诗社的名誉社长。诗社成立五周年的时候，臧老又题词“清渊诗风，愈臻昌盛”，给予支持和祝贺。 贝仲选 贝仲选（1908～1970），河北省巨鹿县黄屯村人，建国前临清市第一任市长。 贝仲选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3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战工作后，历任巨鹿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冀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宁晋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冀南行政公署粮食局局长。1944年1月调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党校，初为党校学员，后为党校研究室副主任。1945年6月，任中国共产党冀鲁豫中央分局研究室主任。 1945年8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拟收复临清。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行政会议决议，划临清城区为临清市，成立市政府，直接归办事处领导，并委贝仲选为临清市市长。9月1日，临清城区解放。9月2日，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通令：“刻临清已被我克复，经本处行政会议决定，划临清城区为临清市，由办事处直接领导”，贝仲选随即上任，为临清市第一任市长。上任伊始，他致力于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发动赎地运动、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反奸诉苦，建立人民区街村政权组织。他忙着为临清新的文化教育事业、城市建设事业奠基，忙着为工业、商业贷款，开辟商贸市场，着手临清商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繁忙公务中，他多次指示将文件交由市政科存查，可谓临清档案事业领导之开山。贝仲选虽任临清市市长仅两个月，但在当时是临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签署发布的文告常常贴在街头巷尾，更因为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类集会和民众生活中。他中等身材、老成持重、为人和蔼的形象，临清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1945年11月2日，贝仲选任冀南行署第一支署专员。1947年6月，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后勤部办事处主任。11月，任鄂豫皖行署财经处处长。1948年11月，任豫皖苏分局临时支前委员会委员，负责指挥各分区支前工作。1949年4月，任皖北行署财经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运输大队政委。7月，皖北行署财政处会计训练班成立，贝仲选兼训练班主任。他曾被中原局和刘邓总部任命为桐柏区行署副主任。未及到任，便于12月随二野进入四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53年5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部保险总公司经理。1954年底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助理，于1955年8月10日在北京主持了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第一次还本抽签大会。1961年1月，任华北局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6月26日，贝仲选病逝世于北京。 李葵元 李葵元，曾用名李魁元，临清县姚楼村（今属河北省临西县）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市特别支部书记。 李葵元1909年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先后在聊城省立三师附属高小、聊城省立二中和临清省立十一中学读书。在十一中期间，因受进步教师、著名画家赵望云的熏陶以及鲁迅文学作品的启示，开始关心国事，滋生了抗日救亡的初步愿望。1929年春，因抨击国民党临清地方当局，被校方斥退失学，不久奔赴北平，协助同时被校方解聘的赵望云等在北平创办美术刊物《吼虹月刊》。后考取华北政法学院，但因“九?一八”事变后忙于参加反日斗争而未能入学。1933年返乡，先后在冠县县立二高、临清县立二高、县立七高任教。1936年秋又受聘临清县立一高，该校是全县完全小学中规模最大、最有名气的，也是国民党政客们必争的教育阵地。李葵元到校后，一方面积极工作，通过优异的教学成绩赢得学生和家长们的拥护，并尽量与该校校长、国民党人士崔子平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则与进步教师如临清中学的孙仰周、临清乡师的孟育东（孟承文）、武训小学的王毓麟以及驻临清第三民教辅导区的丁浩川等人联系，在一起纵谈国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李葵元还经常为丁浩川主编的《临清日报》撰稿，后应聘担任该报副刊编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临清城内的反日救亡气氛逐渐浓厚，李葵元也在临清一高站稳了脚跟。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后，临清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鉴于临清是山东省第四专署所在地，是抗日的前哨阵地，这里的知识分子也较为集中，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委遂加紧了对临清建党工作的领导。是年12月底，鲁西北特委组织部长、堂邑县柳林武训小学教师徐运北，以探望共在聊城省立二中读书的老同学为名，来到了临清一高与李葵元会见。不久，李葵元也以回访为名，赴柳林武训小学去见徐运北。经过几番来往和促膝深谈，两人对时局的看法一致，李葵元并向徐表明了入党的愿望。1937年4月，徐运北陪同化名老范（原名刘仲莹，化名范明生）的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委书记来到临清，在临清进德会（今大众公园）一僻静处与李葵元会见。经过鲁西北特委书记与李葵元亲自谈话考察，不久徐运北便介绍李葵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李葵元对颜竹林、黑若仙的情况介绍和推荐，再经过徐运北分别与之谈话，颜竹林、黑若仙也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月下旬，在徐运北的亲自主持下，李葵元等三人于临清城内后关街黑家大院里一座空闲的南屋内，举行了简短的入党宣誓仪式。之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临清特别支部，由李葵元任支部书记。临清特支成立不久，便发展了张警民（张铁）等几名新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李葵元为书记的临清特支立即担当起中国共产党临清县委的职责，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根据鲁西北特委的指示，起初主要抓了四项工作：一是确定把临清城内作为全县抗日工作的领导中心，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李葵元于8月下旬搬到鳌头矶与民教辅导区丁浩川等人合署办公；二是加强与派驻临清四专署以许德瑗为队长、魏震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政训大队的联络工作；三是趁四专署专员兼临清县长赵仁泉阴谋裹挟枪支南逃之前，广泛开展留枪斗争，力争把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尽可能多地留下来；四是以临清县三区（大辛庄）、河西九区（下堡寺）和十区（杨长屯）为重点，建立抗日游击队，坚持长期抗战。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和筹划，虽然有几个区的民间枪支一度留了下来，在临南和河西十区也组建起抗日游击队，但随着日军的进犯，各地枪支又多被国民党二十九军南撤时收缴，或被国民党十军团石友三部掠走，最后只在距临清县城有七、八十里之遥的临清第十区北十八村一带，成功的拉起了一支有数十人枪的抗日武装游击队。 1937年11月20日，临清县城第一次失陷。趁日军立足未稳，李葵元与特支成员转移至临清城南大辛庄、颜竹楼一带乡间活动。但由于这一带距县城很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难以有大的作为，经特支研究决定，除留下熟悉当地情况的颜竹林继续领导这一带的武装斗争外，黑若仙等转移到外地活动，李葵元则决心参加八路军正规部队。不久，李葵元奔赴山西省临汾八路军游击干部培训班受训，结业后被分配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补充团（即六八四团），历任宣传队政治教员、副队长、队长、团教育股长、教导二旅政治部秘书、统战科副科长、宣传科副科长、团俱乐部主任等职。1944年4月调山东解放区工作，先后任山东宾海专员公署文教科副科长、战勤科科长、宾海建国学院教育长、宾海公学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等职。1948年先后调任中国共产党宾海地委沿海工委书记、连云港市市委书记。1949年下半年转调教育系统工作，历任鲁中南师范学校校长、鲁中南建国学校校长、山东省文教厅中教处处长等职。1952年6月调上海工作，历任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校长、上海中等技术学校党委书记、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等职。1955年秋赴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党史教研室讲师、副主任、顾问。1982年离休。 丁浩川 丁浩川（1909～1961），河北省完县人。现代著名教育家，曾任《临清日报》主编。 丁浩川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完县高小毕业后，于192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5年在校加入共青团，之后以共青团保定特别支部书记身份，列席中国共产党保定地下党会议。1928年因领导保定二师学潮而被学校开除，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1929年至1932年，丁浩川先后在河北省冀县、蠡县参加农民暴动，失败后转赴北平，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因参加“左联”活动被北平国民党当局逮捕。1936年夏，丁浩川加入中国共产党，遂即随同山东省第三民教辅导处到达临清，从事民众教育工作。之后，丁浩川以民教辅导处为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0月他接管了由前临清县民教馆编辑的《临清日报》，担任主编。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他立即着手扩大报纸的副刊篇幅，将《临清日报》由原来的两个版面扩大为“乡村教师”、“妇女”、“老百姓”和“试步”四个版面，并增聘了临清一高进步教师李葵元、王毓麟（王瑞征）担任副刊编辑。为了培养新生革命力量，丁浩川经常为临清小学教师训练班讲课，并亲自编写教材。1936年底，由其亲自编写的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常识》一书在北平正式出版。其间，他作为北平《教育短波》和《小学生短波》的特邀撰稿人，还经常为两个刊物写稿，并将此两个刊物赠予临清的小学教师和青少年同学。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为了弄清西安事变真相，丁浩川冒着被捕的危险重返北平，不久便从北平带回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撰写的长篇通信集《中国的战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论抗日民族统一政策》等书，这些书对于弄清西安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的谣言和正确认识全国革命形势具有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委加强了对临清建党工作的领导。在特委负责人刘仲莹、徐运北的亲自指导下，于1937年4月创建了由李葵元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临清特别支部。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丁浩川一时却无法直接与鲁西北特委及临清特别支部联系，好在两级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徐运北、李葵元对丁浩川的情况极为理解，不仅把他视为党内人，而且把他当作“智囊”人物。而丁浩川也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根据党组织的意图，积极宣传组织群众，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为临清地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遗余力地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9月24日丁浩川在《临清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于日前发表的庐山讲话。此举使山东省第四专署专员兼临清县县长赵仁泉大为震怒，通过电话向报社兴师问罪。丁浩川以消息来自中央电台广播头条新闻为由，对赵的无理责难予以严正驳斥。10月，由共产党人参与领导培训的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派驻临清四专署政训大队一行近200人到达临清，队部设于鳌头矶。此后丁浩川和临清特支成员频繁与政训大队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接触，共商抗战事宜。11月中旬，赵仁泉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携眷南逃。11月20日，临清县城第一次失陷。此前丁浩川携妻儿随同中国共产党临清特支成员转移至城南大辛庄、颜朱楼一带活动。随着临清抗战形势的日趋严峻，经丁浩川与临清特支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除留下颜竹林同志领导当地武装斗争之外，其他领导成员均转至外地活动或参加八路军正规部队。自此丁浩川便离开了临清。 丁浩川离开临清后首先到达了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又转赴山西省临汾八路军游击干部培训班受训，结业后留在当地任“民先”（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宣传部长，负责编辑由该总部主办的《战斗青年》，稍后又奔赴延安，历任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延安《解放日报》社通讯采访部部长等职。1943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党校二部整风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丁浩川重返教育岗位，先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复校初期驻晋察冀边区首府所在地张家口，后又迁至河北省东鹿、正定）教育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二部副主任和教育系主任，协助校长吴玉章和副校长范文澜、成仿吾培训了大批青年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丁浩川于1950年春调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师大总支书记、副教务长、教务长等职，后当选为北京市区人大代表。1955年秋又奉调东北师范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校长、代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副院长等职，系长春市人大代表。 丁浩川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总是忘我工作，终因长期过度劳碌，突患心肌梗死，不幸于1961年9月7日病逝，时年53岁。丁浩川一生著作颇丰，目前见著于世的有《丁浩川教育文选》等。 孙仰周 孙仰周（1910～1942），临清县东张堤村（现属河北省临西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1925年在济南上初中期间，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秘密接受了党的领导，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秋，鲁西北革命形势恶化，孙仰周按照党的指示来到北平。1929年考入私立中国大学西语系。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尤感兴趣，经常听李达的哲学课和黄松龄、杨秀峰教授的政治经济学课，还经常运用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辩二先生”。 在北平，孙仰周加入进步组织“左联”。左联负责人潘训、革命青年程黑六被捕后，他多方活动营救，并以“耕者”为笔名写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孙仰周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节衣缩食，尽力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学和“左联”的同志。他还鼓励在聊师的进步同志，以学生名义办书报介绍社，传播“五四”精神。他们在北平购买廉价的翻版书，除了收邮寄费外，一律廉价售给同学。他们先后邮售了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及《新青年》、《语丝》和《创造》、《拓荒者》等进步刊物，每次来书立即售空。孙仰周是书报介绍社的义务采购员。 孙仰周毕业后回到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教英语，他团结进步师生，宣传革命真理。1937年春，土匪王来贤聚众7000人，自称“华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盘踞在馆陶四区和曲周东目寨一带。由赵营州、刘海平率领的曲周保安队，为了争取改造王来贤这支部队，带领千余人，加入王部，编为一个团。馆陶尖冢有股民团，团长姜宦臣，也编为王部一个团。沈兰斋带领几百人，也参加王来贤部。王来贤聚众威逼临清，国民党要员及临清教育界上层人士纷纷南逃。孙仰周的父亲孙东阁原为聊城师范学校校长，接受四川灌县中学之聘，要把他带到四川避难。他委婉地拒绝道：“父老弟幼，本该略尽义务，奈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机，儿正当壮年，愿留下来跟随共产党抗战到底。”为了进一步取得父亲谅解，又说：“况且我还有家室之累呀。”父亲深知儿子、媳妇感情深厚，孩子幼小，舐犊之情，人皆有之，父子只好挥泪而别。 1937年底，孙仰周接受党组织关于争取改造王来贤部的任务，告别娇妻弱子，带领张堤民团，加入王来贤部姜宦臣团，他与共产党员、同学张俊峰、李延令，首先在中下层官兵中做争取工作。接着，建立党支部，着手发展党员，中下层官兵抗战热情迅速高涨起来。在以共产党员为首的官兵们的强烈要求下，王来贤同意归山东省第六区收编，于1938年1月王部改称“民军第一路”，并建立了政治部。但王来贤本性难改，脚踏两只船。他与国民党第一区派来的暴捷三、第三区派来的车寒光，以及他的参谋长刘冠千勾结一起，妄图把这支抗日队伍拉到一战区或五战区。正当这时，范筑先将军从威县会见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回来，路过王部，批评王三心二意，向王提出换防改编的问题。孙仰周和沈兰斋抓住有利时机，向王分析利害，指出只有跟着范将军抗战，才能得到广大官兵的拥护。王来贤终于下决心改编。孙仰周在姜团期间，还机智果断地指挥了馆陶尖冢镇伏击战，击毙驻临清日伪军25名，击沉敌船1艘。 1938年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将军殉国，鲁西北土匪蜂起。为了振奋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国共产党鲁西北地委决定复刊《抗战日报》。1939年9月孙仰周调任《抗战日报》社社长。他从冠县农村调集曾经搞过印刷的工人和缮写人员，象大海捞针似地寻觅到冠县“文奎书局”的一部石印机和朝城县政府流落在农村的一部三管直流收音机，从敌战区购进一批纸张和印刷材料，石印四开版《抗战日报》终于在冠县城南又问世了。不久，它便成为一张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重要报纸。孙仰周率领报社人员白天同敌人周旋，夜晚写稿编报，不管敌人怎样疯狂“扫荡”，报纸出版从未间断过。他还很注意对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和气节教育。敌人多次突然袭击，在孙仰周的镇静指挥下，敌人始终没能得逞。 1939年冬《抗战日报》与《鲁西日报》合刊。1941年孙仰周调《鲁西日报》任编辑兼特派员。他八方寻觅，找到散失在聊城、莘县、博平等地的木刻工人40余名，为报纸的出版作出了贡献。同年冬，孙仰周调冀鲁豫行署文化出版社任社长，他历尽千辛万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出版中心，出版了毛主席著作、《文化生活》月刊、《冀鲁豫日报》等，被选为边区文化界代表和边区政府参议员。 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万余人分八路到冀鲁豫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孙仰周被围困在范县麻口村。他几次冲到村口，但未能突围。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徒手格斗。当他甩脱蜂拥而上的敌人奋力突围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32岁。 蒋耀德 蒋耀德，临清市松林镇人，著名的医药卫生专家。蒋耀德1910年11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8岁丧母，少年时期在恩县庞庄崇文小学读书，后考入德州博文中学，在此读书的七八年间，一直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6岁时，经他人引荐到天津利升工厂做徒工，不久又进入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医院做医务员。先当护士，后在手术台当助理手术员，因不满英国人的横行，参与组织医护人员的罢工斗争，被医院开除。1930年11月蒋耀德在河南省修武县火车站旁流浪时，参加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第十二师当了兵。1931年3月随所部调往江西宁都，在那里结识了该部学兵联教官、中国共产党党员、临清籍同乡刘振亚，1930年10月10日经刘振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14日参加了震惊全国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宁都起义。宁都起义成功后，部队迅速西进开赴中央苏区瑞金，被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之后，蒋耀德奉命在瑞金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学习，学习结业后，留红军学校医院卫生所任所长，同时兼任文化教员和工农剧社演员。1933年春，为了配合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行动，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任命蒋耀德为新组建的东南作战军总救护队队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学校迅速发展壮大，并一分为四，即红军大学（亦称贺西施大学）、彭杨学校、公略学校和特科学校。蒋耀德调往驻于都的公略学校任卫生科长。1934年初秋，迫于形势紧张，公略学校被改编为中央干部团，蒋耀德任干部团卫生队长。同年10月14日，蒋耀德随同中央干部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6月，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他奉调中央警卫团卫生科长。1935年底，又改任红九军团卫生部代部长兼医务主任。1936年改任红二方面军卫生部卫生科长。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蒋耀德改任一二○师首任卫生部长。1938年10月奉调延安抗大总校任卫生部长。同年12月，蒋耀德作为参加宁都起义的团以上领导干部之一，在延安凤凰岭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42年奉调陕北绥德参加整风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调往东北工作，任东满军区卫生部长。长青解放以后，任长青市卫生局长。长青失守后又转赴延吉市筹建东满军区后方医院，他亲自研制霍乱疫苗，控制了疫情流行，为此受到上级奖励。1946年冬，蒋耀德奉调东北军区炮兵后勤部任部长，后又调东北军区卫生部，其间曾任中央防疫总队总队长。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初任旅大市卫生厅厅长，1953年调任国家卫生部流行病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中国医学科学院。1959年奉调青海省卫生厅任厅长。1961年调回北京，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文革”期间，蒋耀德遭受到严重迫害。1978年党组织为其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后担任卫生出版社顾问。 蒋耀德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出身、长期在中国工农红军和地方卫生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在缺医少药的革命战争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经他亲自救治后康复并重返前线的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难以计数。1936年9月，当红军离开陕西省徽县继续前行到达与该县毗邻的成县县城时，蒋耀德为时任红军某团政治委员的余秋里同志作过左臂截肢手术，并获圆满成功。令蒋耀德一生引以为荣的还有一件事，即他曾亲自迎接白求恩大夫到红军驻地，与白求恩大夫在一起工作了两个多月。那是1938年春天的一天，时任一二○师卫生部部长的蒋耀德，奉命从师卫生部驻地山西省凤县朱家庄出发，骑马驰骋数百里，到黄河岸边的兴县沙茆头，去迎接从加拿大来华参加抗日救护工作的著名外科医生和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陪同白求恩大夫到一二○师的第二天，师长贺龙、师参谋长周士第亲切接见了白求恩大夫。贺龙师长握着白求恩大夫的手，激动地说：“你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帮助八路军治疗伤病员，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白求恩大夫则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这样做是我应尽的义务。”会见之后，白求恩大夫便要求工作，遂在师卫生部为其设置了一个简陋手术台，蒋耀德作为白求恩大夫的第一助手，便一直配合其工作。在朝夕相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蒋耀德配合白求恩大夫做了许多大型的胸外科手术，成功地救治了许多危重病人。他也从白求恩大夫那里学到诸如如何消毒，如何使用麻醉剂等许多先进的实用技术。在白求恩大夫的帮助指导下，师卫生部还进一步建立起多种卫生制度，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当白求恩大夫即将离开师部奔赴驻山西五台山一带的晋察冀延边区工作时，他还将其从英国伦敦购置的手术台、全套手术器械以及医药材料等，全部献给了师卫生部。临行前，白求恩大夫与蒋耀德合了影，至今蒋耀德还保存着他与白求恩大夫的合影照片。 施 展 施展（1912～1993），原名施佩秋，又名施景兰、鲁白，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临清李堂村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施展自幼挚爱美术绘画，1920年代末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受业于刘海粟、潘天寿、郑午昌、钱瘦铁诸名师。1931年毕业后，在山东省立十一中学及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员。时有《景兰画集》由临清石印局印制刊行。他还与刘如、 宋萍轩、徐相吾等人联合组建了“临清美术社”。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陕甘宁边区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结业后任延安抗战剧团队长、团长。1939年调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美术创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延安陕甘宁边区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参与并组织美委会成员创作出了许多“新年画”、“新洋片”、“连环故事画”及“木刻版画”等优秀作品。他同其他美术家共同绘制的大幅彩色油画毛泽东主席像，曾被悬挂在边区政府大礼堂和中央西北局礼堂，受到中央首长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5年11月施展调离延安赴张家港，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秘书。1946年9月赴东北解放区，先后在哈尔滨、佳木斯、沈阳等地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秘书、东北画报社编辑、社长、沈阳市文化局局长、东北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沈阳美术学院院长、辽宁省文化厅厅长、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 施展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国画、书法、木刻、年画、漫画、摄影作品等，先后培养了李琦、黑伯龙、张彦青等一大批艺术造诣很深的书画家。1950年代后，施展大部分时间是做文化艺术部门的行政领导工作，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但仅从其早期绘制的《曲涧峭峰图》这幅作品中，即可领略到其深厚的传统功力和超人的才智。此幅作品境界深远优雅，笔墨技法融合了宋代董源、巨然，明代王蒙、沈周诸名家的特点，全图结构繁复充盈，画面上峰峦曲折盘桓，层层高叠， 气势雄奇秀拔，通过云霭、溪流、奔泉、茅舍、人物的布置，在稠密中透出了灵动的气韵。其山石陂宅采用了数家皴染之法，别具古朴含蓄之韵味。其恩师潘天寿在为该画题款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扬。 细观施展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的行草书法作品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其书法亦颇得宋人神韵， 用笔疾徐有致，藏露相宜，圆浑苍劲，其草法内涵蕴藉，深得古朴率真之旨。 姜冠三 姜冠三（1913～1941），又名姜作军，化名王明远，临清市刘垓子镇姜油坊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姜冠三自幼读书，刻苦好学，1932年考入临清山东省立十一中学。1933年6月，他带头反对学校当局贪污修缮校舍费用、强迫学生出钱请外地人做校服，参加了学校罢课，和同学一起与校方进行了公开的说理斗争，声震临清城乡，引起强烈反响，被校方开除。嗣后考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任师范附小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弃教从戎，积极投身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5月任临清县战委会战争动员部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临馆堂边县工委成立，姜冠三任工委书记。1940年初调任中国共产党鲁西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年冬改任鲁西北地委社会部部长。1941年4月鲁西北地委社会部撤消，旋任鲁西第三专署公安督察处长。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姜冠三立场坚定，不畏艰险，机智勇敢，英勇对敌，为临清和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1941年冬不幸去世，年仅28岁。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景波 李景波（1913～1981），临清市胡里庄镇张芳庄人,著名电影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1920年代末李景波考取“山东讲演员训练班”，后又赴北平北华美专国画系学习绘画，与画家张仃、导演凌子风、著名影人蓝马均系同窗好友。1933年肄业后回到家乡,担任临清《民众快报》文艺编辑。1935年10月他到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当演员，浪迹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青岛、沈阳等地，先后在《雷雨》、《日出》、《阿Q正传》、《秋海棠》、《夜光杯》、《复活》、《春风秋雨》、《原野》等80余个剧目中扮演过各种类型的角色，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受到群众的欢迎。“七七”事变以后，李景波流亡到了香港。1939年他参加了蔡楚生编导的影片《孤岛天堂》的拍摄，自此开始了他的银幕生涯。之后他又参加了进步影片《前程万程》、《上海的屋檐下》、《美人计》、《孔雀东南飞》和两部粤语片《流亡之歌》、《茶花女》的拍摄和演出。他的表演艺术才能博得观众的惊呼，被港界人士誉为“话剧之王”。1947年10月，他进入北平中国电影公司三厂当演员，先后参加了《十三号凶宅》、《满庭芳》、《粉墨筝琶》、《碧血千秋》的拍摄和演出。1949年4月北平和平解放，原中电三厂易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自此他又先后参加了《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新局长到来之前》、《祝福》以及《一贯害人道》、《一件提案》、《怒海轻骑》、《虎穴追踪》、《芦笙恋歌》、《上海姑娘》、《红色的风暴》、《红河激浪》等影片的拍摄，成功地创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56年，在《北京日报》和《沈阳日报》联合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影片和演员评选活动中，李景波以6118票名列第三名，被评选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电影演员”之一。1957年国务院文化部颁发优秀影片奖，李景波荣获优秀影片演员三等奖和奖章。从1939年拍摄《孤岛天堂》开始，到《红河激浪》息影为止，李景波在解放前后一共参加拍摄了35部影片，参加演出了2500余场，通过多年的演出实践，不单使他的演技得到迅速提高，也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李景波作为著名电影演员，除了在银幕和舞台上享有盛誉之外，还有着诸多方面的才能和爱好，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首先他是一位业余画家。他最擅长和喜欢的是山水、人物。为了作画他也曾下过一番功夫。当年他在中旅演戏时，利用演出之余，就曾把“中旅”全体演员组成一幅漫画，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晚年，他的同窗好友张仃在哈尔滨举办画展时，勉励他画点画，他欣然从命，于是他又把一向喜爱的山水画重新捡了起来。其次，他是一位业余京剧演员。1931年临清“中山国剧研究社”成立，他就是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作为京剧名票友，曾在《群英会》中饰黄盖、《卖马》中饰演单雄信，他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他还是一位业余相声演员。建国初期他在一次回家乡拍摄电影之余，与他人合说的相声《南腔北调》，至今临清老城里的一些年长者仍然记忆犹新，经常为此津津乐道。 正当李景波在事业上处于鼎盛时期，不幸于1957年冬被错划为右派，接着便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尽管如此，他仍以革命利益为重，对党忠诚，对社会主义艺术事业非常热爱，从未停止过艺术创作和艺术辅导活动。1961年李景波右派摘帽后，先后被安排在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研究室、戏剧工作室和艺术研究处工作。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李景波的身心再次遭受到了严重摧残，致使其偏瘫。打倒“四人帮”以后，党给李景波落实了政策，1979年李景波当选为黑龙江省政协委员。自此他精神焕发，虽已年过花甲，而豪情壮志却不减当年。在一段时间内，他不顾疾病缠身，每天伏案撰写《表演生涯回忆录》。1981年3月21日病逝，终年68岁。 周惊湖 周惊湖（1914～1975），字澄，名世德，号惊湖，著名书法家，原临清大十二里村人（今属河北省临西县）。 周惊湖青少年时期在安徽、江苏等地读书，后曾任“北平儿童报社”和“临清琼光报社”编辑。他8岁学艺，一生求索，笔耕墨耨，直至临终。凡诗书画印，自辟蹊径不让前贤，所治之艺为世所重。周惊湖是一位艺高而名不彰显的书法家，他从甲骨文、金文、秦篆之婉通，汉隶之质朴，魏晋之风流，古今书道之流派中汲取营养，而又站在创新的前哨，把艺术作为自己感情的物化，将书法拟为自己的感情的载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锤炼打造出了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独特风格。 周惊湖的书法作品，楷草篆隶以“柔”为美，肥而不肿，瘦而不枯，结构严谨，疏密得当，章法严整而不呆，参差错落而有序。他的魏碑以“刚”为美，饱笔浓墨，丰筋厚骨，遒丽雄健，千变万化，高古朴茂；楷书端庄典雅，含魏晋风骨；隶书圆浑厚重，独辟蹊径；草书如书篆隶，别具风格。他在半个世纪的艺术实践中，守道而不违法度，创新而又不逾矩，使作品帧帧出新，同一诗文可书数体，同文同体而又形态各异，一字多用无一雷同，一帧之内必有经典之字。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周惊湖曾与国画大师李苦禅交好。1960年代前期，彼此尚有书信来往。他致李苦禅的信，特用毛边纸写核桃般大小的字，或魏、或隶、或草、或行，烟云满纸。苦禅先生阅后复云：“晤字如面，先生用笔骨法能悬针垂露，墨法圆浑不滞，笔笔含情。字字如锥划沙、满篇生辉，功力不减当年。” “文革”前他为“中和园”、“永乐园”写的匾额和为济美酱园、工艺美术社书写的六条屏，常使人驻足观赏，赞叹不已。 1972年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贺光明携友人赠其周惊湖书圆魏体“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对联，赶送“上海书法观摩展”，在岳父家巧遇丰子恺、钱君匋、唐云诸名家，向他们展示了该对联后，诸家皆惊叹。丰子恺赞道：“用笔酣畅，内敛外拓，极具创意，近60年无此手笔。”钱君匋亦说到：“此人用笔心圆管直，用墨如绵藏铁，万管齐力。” 1984年，临清剧院落成，市文化局派员进京请当时的中国书协主席舒同题写院名，舒同说道：“临清有个周惊湖，字比我写得好，还是请他写为好。” 周惊湖，中等身材，体微胖，方脸稍黑，高额头，两目深邃，操一口天津韵白。他虽身怀绝技，诗书画印俱佳，但生性孤傲怪僻，狂放不羁，加之家庭出身不好，解放前又在旧机关谋过职，更由于当时的极左政策，其晚年一度居无定所，人们经常见到他身着黑色粗布长衫，腰系粗麻布条，头戴草笠沿街赶趁，形同乞丐。 1974年10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面目消瘦，似有久病未愈之貌的周惊湖，来到谢耀华家（现任市美协主席），他见墙壁上挂着自己写的条幅，脸上显露欣慰之色，言道：“耀华，我时日不多了，今天有时间给你写几幅字留个纪念吧！”窗外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谢耀华为其买了一瓶山东白干酒，做了两个菜。周惊湖把酒执笔，先后写了鲁迅的七首诗词，其中楷书写的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草书写的是“从来一别又经年，有弟偏教各别离”。隶书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篆书写的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写的这几首诗，篇篇着意，笔笔含情，似在诉说着自己的坎坷经历。后他趁酒性又写了一幅草书杜甫《登高》诗，当写到“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说：“杜工部此诗如为余写照，惊湖此生一生亦如斯人也。”写完后，他指着这些墨迹未干的书法精品说：“拙笔或可传世，日后自有定论。” 周惊湖一生醉心书法艺术，颇负盛名。2004年其书法作品珍藏册《惊湖遗墨》出版发行。中国书协副主席钟明善观后称赞道：“读周惊湖先生的作品，犹如凭临一池素洁静谧的秋水，其间聚散离合着书法家淡泊宁静却又高蹈逸出的心智。他师法传统但和而不同，有新意，有自己的胸臆和心境抒发，因而有精神，有生机和活力，也就有发展。” 张承先 张承先，曾用名张孝统，1915年出生，山东省高青县人，曾任鲁西北特委书记。 张承先自幼读书，青年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3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清华大学后任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鲁西北特委为争取团结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抗日，派张承先任范筑先的秘书，同时从事高唐、清平、夏津、平原、武城、恩县等地发展武装和恢复党组织工作。1938年春，代表地方党组织配合八路军津浦支队开辟鲁西北地区，在恩县旧城创办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任校长，同年6月任以临清为中心新成立的鲁西北特委书记。1939年春鲁西区党委成立后，任区党委委员、中国共产党卫东地委书记。同年9月任鲁西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1941年7月鲁西、冀鲁豫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精兵简政后任五地委（鲁西南）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联合会主任，解放战争中任二地委书记，后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共产党平原省委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时任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因抵制极“左”路线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历任河北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第二、三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青岛大学、烟台大学名誉校长。张承先从事党的宣传和教育领导工作多年，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做出过较大贡献。其著作有《历史转折与教育改革》等。 肖永智 肖永智（1916～1943），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油榨村肖家湾（今属河南省新县箭河乡）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牺牲于临清。 肖永志7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1926年夏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紫云区中山高等小学。1926年秋，革命的烈火燃烧到紫云区，肖永智的父母秘密加入了农民协会。1930年2月，肖永智被推荐到县委当通讯员。1930年4月，经县委同意应征入伍，被分配到新编成的红一军军部当通讯员。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员。同年7月，肖永智编入三十一军，任军宣传队队长。不久，肖永智被任命为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宣传科长。1937年6月，被任命为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遂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战争前线。9月，年仅22岁的肖永智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训处副主任。1937年10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又升任团政治委员。 1936年秋，肖永智奉命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任政治委员。他和司令员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幼平率先遣纵队转战于鲁西北地区。 在鲁西北抗战艰苦复杂的局面下，肖永智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到先遣纵队后，立即抓了健全党的领导，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党的工作，经常教育部队，绝不能有军队老大的思想，如发现这种苗头即行制止、纠正。行军中他让地方党政机关走在部队中间，保证党政机关的安全；发生战斗时，让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 肖永智很注意部队和群众的关系。1939年下半年，他亲自带领筑先纵队三营到堂邑西部开展工作。每到一地，肖永智带领人员察看地形，做好战斗部署后，就亲自给群众讲演，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不仅他讲，而且还叫全营的指战员人人都讲，个个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让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在这个时期，肖永智还十分注意做好开明士绅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每到一处都找这样的人促膝谈心，并以三营营长赵健民的名义写大红请帖：“××村××先生，即午菲酌候光。”邀请款待近村的开明士绅。他还亲自向他们宣讲抗日的形势，阐明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他们拥护八路军，支持八路军抗战。同时，他也指出，对于顽固分子的进攻，我们坚决反击，对于汉奸，我们坚决予以惩处。这种正式的邀请和款待，使这些人感到很荣幸，都表示拥护八路军，愿为抗战出力。 1940年6月，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奉命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张维翰任旅长，肖永智任政委。合编后即开赴卫河以西，进入冀南地区坚持斗争。 1943年7月，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冀南的斗争形势更加残酷。为了有力地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北方局决定，将冀鲁豫三分区划为冀南七分区，使其成为冀南军区的后方。新八旅也与七分区合并，肖永智任七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 从1943年开始，日军改变分散配备兵力的方针，集中力量，实行机动扫荡。秋，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新的进攻，加强了对敌出击，冀南军区组织了“卫东战役”。这时，上级党已确定肖永智去太行山学习，但他决定打完这一仗再去。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劝他说：“你还是去学习，部队由我带去参加战斗。”肖永智说：“这次我们是和四分区一块活动，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参加，我和他比较熟悉，还是我去”。于是，肖永智带领分区的二十二团（1000余人）、基干团（300余人）向清平进发。于9月22日到达陈官营后，即派出二十二团在清平境内活动，基干团留驻陈官营。 23日上午8时，聊城、临清的日军广獭旅团几千人突然合围陈官营。由于日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因而出动的兵力很强，火力很猛。陈官营又是个大村庄，易攻难守。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肖永智率基干团奋勇迎战。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敌人不断增加援兵，形势十分危急。肖永智冷静地观察了日军的进攻情况后，为保存有生力量，果断地下令向西突围。突围中，肖永智不幸中弹牺牲。 噩耗传来，七分区全体指战员无不悲痛万分。分区司令员赵健民给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发了电报，沉痛地报告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并派人将肖永智的遗体装殓南运。刘伯承、邓小平闻讯，对失去这样一位年轻有为、能征善战的年轻干部深表惋惜。 几天后，在朝城县的丈八寺（现属莘县），冀南军区七分区隆重召开了肖永智烈士追悼大会，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丈八寺。为纪念肖永智烈士的不朽功绩，1946年1月，冀南区决定改清平县为永智县。1956年，肖永智烈士的遗骨从丈八寺迁葬到邯郸烈士陵园，鲁西北人民为让子孙后代永远怀念、学习肖永智烈士，在丈八寺烈士陵园仍保留了他的陵墓。 林 远 林远（1916～1994），原名沈耀枢，字星垣，临清市朱庄村人，建国前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林远自幼读书，酷爱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1933年在临清省立十一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师大男附中。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秋考入燕京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远返回临清，与共产党员丁浩川等人，配合中国共产党临清特别支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到南宫县冀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以“红军教育”的名义，在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十六支队二团二营做抗日宣传工作。5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县工作委员会委员、青年部部长、临清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8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清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青年部部长。11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县委委员。1939年调任邱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长、县政府秘书。1940年后辗转阳谷、朝城、冠县等地，在游击环境中办教育，参与创办了冀鲁抗日中学，曾任冀鲁抗日中学副校长、鲁西筑先抗战学院教务主任、鲁西北卫东抗日中学校长、冀南一专署教育科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调任《冀南日报》社编辑。1948年初任《人民日报》社记者。1950年调教育部工作，后调任北京师大附中一部主任、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校长。1956年调华东师大工作，历任校党委常委、政教系主任、总支书记、统战部长。1978年秋任华东师大副校长、兼任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华侨历史学会顾问、山东省经济协作咨询顾问等。1985年12月离休。离休后主持校史编写工作，曾主编《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基础》、《统一战线概论》等大专院校通用教科书和《华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并发表论文数十篇。未发表诗作数百首。1994年7月21日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林远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六十年来，他出生入死，奋斗不懈。1959年错定为党内右倾，后甄别，文革中又遭迫害，但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善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尉迟修职 尉迟修职(1917～1938)，临清市白布巷人，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1932年，尉迟修职在济南齐鲁高中上学时，因反对国民党训育主任勾结教会势力镇压进步学生被开除。同年秋，考入河北省立高中。他把《申报》新开辟的《妇女园地》副刊上的有关文章剪贴好，寄给临清西南关小学教师、妇女界负责人黑若仙，立即在临清广大妇女中燃起革命的火种。 1934年秋，尉迟修职到北平上学，从爱好文学作品转到革命理论的学习，同时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每次假期回家，他都组织青少年学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介绍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讲述中国应如何象苏联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35年，上海《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得罪了日本天皇，主编被判刑。这年暑假回家，尉迟修职在和书友座谈中冷静地分析道：“革命斗争不但要有正确的战略，而且要讲斗争的策略，才能取胜。”他回北平后，往家乡邮寄进步报刊采取更隐蔽的方式，避免途中遭受横祸，“读书会”得以延续下来。 1936年1月尉迟修职又回到家乡，这是他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之后，带着学联扩大宣传的任务，携着河北高中同学捐赠的大批书刊回来的。这些书大部分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普及读物，以及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和新文学小册子，进一步推动了读书活动的开展。 尉迟修职高兴地回到北平，一进校门便遭到当头一棒：学校贴出布告，开除学生会袁心纯等10名委员。他义愤填膺：“抗日有罪吗？”“为什么不许爱国？”同学们强烈要求学校收回布告，学校当局态度强硬，勒令被开除的同学立即离校，激起学生的更大愤怒，约200名学生随同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校，抗议学校当局。尉迟修职离校后，接着参加了学联护送被开除的同学及随同离校同学的返校斗争。大家冲进学校，又被警察打散。两天后都回校进行学习。校方无奈，竟抓走一位小同学，投狱而死。尉迟修职与四五百名同学一起，抬棺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青年学生，影响很大。学校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尉迟修职首先参加，不久发展到20余人。党组织派于辛介绍尉迟修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考入北平西城区私立镜湖中学。 1936年7月，尉迟修职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那时镜湖中学还没有党员。党指定张如三和尉迟修职建立党支部，张如三为书记，尉迟修职为副书记。他们在学校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不久就发展了十几名民先队员，两三名党员，成立了民先中队部，由尉迟修职兼中队长。 “七七”事变后，尉迟修职与在镜湖中学发展的几名党员，被党组织介绍到北平郊区国民抗日军。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东北人，有流亡学生、旧军人，也有当过土匪的，成份比较复杂。几名党员是秘密派进去的，公开身份是士兵。他们参加打北平德胜门第二监狱的战斗，解放了六七百名犯人，扩大了部队。后来这支部队在城郊吸收了一些农民和被日寇打垮了的冀东保安队、国民党军队的散兵。部队成份更加复杂了，环境逐渐艰苦，一些假抗日真发财的投机分子、土匪、兵痞、流氓等不断被淘汰。后来，尉迟修职等几名党员说服部队的头头，接受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来信邀请。12月下旬，部队来到察哈尔省蔚县和八路军杨成武支队会合。后接受了改编，成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正式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部队。尉迟修职升任一排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三连指导员。 1938年4月初，尉迟修职奉命带三连到房山县一带开辟根据地。三连长李望东是东北旧军人，混入党内，但本性未改，吃喝贪污，搞私人拉拢，暗中反对政治工作。后因有人叛逃，上级命令三连由房山地区撤回司令部驻地。三连长李望东恐怕部队回去后清查他的问题，密谋将部队拉到山外去投敌或自立山头为匪。在部队夜行军的路上，李望东将尉迟修职杀害了。不久，战士们觉醒，将李望东处死，为尉迟修职报了仇。 高元钧 高元钧（1916～1993），原名高金山，河南省宁陵县人，中国最负盛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曾长期在临清活动。 高元钧14岁时在南京拜戚永立为师学演山东快书。山东快书早期俗称“武老二”、“说武老二的”或“说大个子的”。因为早期艺人主要说唱《水浒》里的英雄人物武松的故事，且武松作为古代的打虎英雄，不仅气力大、武艺高，而且身材魁伟，体格高大，故名。约在19 40年代末期，因要到电台演播并出版唱片，便依表演所采用的方言及当时主要的流行地而定名“山东快书”。山东快书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主要艺术流派，一派的代表性传人为山东省济南的杨立德，称“杨派”；另一派即为在北京部队从事艺术工作的高元钧，称“高派”。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山东快书，绝大多数演员都宗法“高派”。 高元钧早年即四处行艺。1940年代曾在临清表演山东快书谋生，名声大振，对临清怀有深厚感情。他在与刘洪滨、刘学智合著的《山东快书艺术浅谈》中，明确提出：“山东快书的根在山东临清。”高元钧见多识广，除创作或整理改编传统题材的节目上演外，还编演过一些反映新时代生活的新节目。代表性的节目有《鲁达除霸》、《李逵夺鱼》、《赵匡胤大闹马家店》，以及《一车高粱米》、《侦察兵》、《智斩栾平》等。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节目，是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 《武松传》共十六回，即从武松出世一直说到被官府逼迫，与众英雄一同造反上梁山为止。全书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鲜明的爱憎，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英雄形象。其中《武松打虎》即《景阳岗》一节，通常单独演出，最受观众欢迎。全书的曲本1987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表演憨中见巧，刚柔相济，张弛有致，举重若轻，轻松风趣中透着隽永与灵气。由于山东快书的语言富于乡土气息，从而使其表演也含着质朴与亲切。创作演出之外，高元钧还著有《山东快书漫谈》、《我和山东快书》等。其编演的节目曲本，也以《高元钧山东快书选》的书名出版。 作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临清市于1994年11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山东快书艺术研讨会暨高元钧大师塑像揭幕仪式“。高元钧塑像现坐落于临清大众公园内。 张宝彝 张宝彝（1917～1989），临清市大义街人，驰名大江南北的京剧演员、国家一级导演、剧作家兼戏剧评论家，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特邀编审员、原云南省京剧院艺术室副主任。 张宝彝幼读私塾，从小酷爱京剧。1931年5月赴北京考取了由梅兰芳、余叔岩等创办的国剧传习所。初习老生，后因“倒仓”改学武生、武净。至1933年，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的变化，梅兰芳一家为了躲避日祸迁往上海，致使国剧传习所一度陷入困境。在此种情况下，一贯反对张宝彝学戏的父母，坚决令其退学。张宝彝遂被迫转赴济南惠商学校改学商科，而学商终与其志向相差太远。1934年春，恰逢山东省立剧院招收插班生，张宝彝征得家人同意前去应试，以名列榜首成绩插班到该院高级部就读，专攻武净。 1937年春，剧院中的进步学生，因对院方的毕业方案不满,一度闹起了学潮。张宝彝即随鼓动学潮发起人魏静生，离校并创办“大同剧社”，赴河北省束鹿县一带演出。至芦沟桥事变爆发，大同剧社解散，张宝彝重返校园。其时，剧院正常的教学秩序早已被打乱，大部分北京籍教师和外地同学都纷纷避乱离校，最后剧院只剩下师生30余人。遂组成演出队，继续留济坚持演出。同年11月15日，剧院演出队奉令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河南开封。在那里演出了20余场，待凑足路费遂乘闷罐车南下到达汉口，尔后又到达长沙。1938年4月，演出队由长沙重返汉口，数日后又乘轮船转赴重庆。1939年剧院演出队在重庆宣告解体。至此，张宝彝的学艺生涯才正式宣告结束。 张宝彝痴迷京剧，两度学艺，先后在院校学习生活了六七年，一方面学到了许多理论知识，受到了较为严格而又系统的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参加演出活动特别是师生同台演出，也使其艺事大进，名声渐起。所有这一切，都为张宝彝在未毕业之前，就担当起导演重任以及以后成为一名著名戏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宝彝第一次当导演是1937年12月，执导的剧目是由田汉编剧的《新雁门关》。1938年在湖南长沙又执导了老舍编剧的《新刺虎》。1941年经田汉介绍，张宝彝在重庆被安排在“军委政治平剧宣传团”工作。之后，张宝彝便一直辗转在四川重庆、成都和广西桂林等地参与演出。同年在桂林又导排了欧阳予倩编剧的《新潘金莲》、《葛嫩娘》等剧目。此间与张宝彝搭班演出的著名京剧演员有金素秋、李柴贵、徐敏初、张韵生、李雅琴、夏韵秋、潘鼎新、邹伟成、徐维廉、马最良等。 1949年12月，张宝彝在四川泸州，随所属的忠勇剧团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团。其间张宝彝导排了《九件衣》、《将相和》、《太平天国》等剧目。1955年8月因西南军区撤销，张宝彝又随团编入昆明军区国防京剧团。1957年昆明军区国防京剧团转为地方建制称云南京剧团。1960年6月，云南京剧团、云南大剧院与昆明劳动人民京剧团三团合并称云南京剧院，张宝彝在该院继续任导演，一直工作到退休。 1964年6月，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剧团、2400余人参加，共演出35个剧目。张宝彝导排的《黛诺》，作为京剧剧种10个大剧目之一参加观摩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专家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好评。 张宝彝聪敏好学，志趣广泛，知识渊博，博闻强记，有着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一位著名的京剧导演，也是一位多才的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他勤于思索，笔耕不辍，几十年来创作、整理、改编了数十个京剧剧目。诸如1940年代创作、改编的《刁南楼》、《珍珠衫》、《阎惜姣》(三本)、《蝴蝶杯》(三本)、以及与王金锋合作创作的《啼笑因缘》；1950年代创作、改编的《锤震金禅子》、《刘胡兰》、《江油关》、《牛皋扯旨》以及与吴枫合作创作的《文成公主》；1960年代创作改编的《降龙伏虎》、《李定国》、《铁弓缘》、《岗旗》、《彩虹》、《南方风霜》、《南方来信》； 1980年代创作、改编的《困龙床》等。特别是京剧《铁弓缘》代表了张宝彝编导的较高水平。 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数十万字有关探索京剧改革的论述和自己导演、创作经验体会的文章。 赵振清 赵振清（1917～1996），原名陶德明，山东省清平县三十间瓦房村（今属临清市刘垓子镇）人，建国后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赵振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3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山东省第五乡农师范学校（平原乡师学校）。在校期间，受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他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抗日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党员、进步教师马霄鹏、李竹如的教育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1935年夏离校返乡，先后在清平县张庄、左桥任小学教师。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赵振清积极投身于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为了团结青年共同抗日，1938年春，赵振清、李朝杰共同倡导，在清平县创立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青年救国团”，赵振清任主任。 1938年7月，赵振清参加了山东省第四（临清）专署干训所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训练班结束后，党组织派赵振清回清平县专事党的工作。 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清平县工委成立，赵振清任组织部长。翌年3月，清平县工委改建为清平县委后仍任原职。1940年奉调东阿县委任组织部长。他根据上级指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深入群众，组建抗日武装，为巩固和壮大鲁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赵振清任鲁西四（运东）专署公安处长，同年夏任中国共产党东阿县委书记。1942年夏任中国共产党冀鲁豫区四地委组织部科长，10月调任中国共产党清平县委书记。1943年2月根据对敌斗争需要，清平、博平县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清博县委，赵振清任清博县委敌工部长。同年7月恢复清平、博平两县建制，旋任中国共产党清平县委书记。这期间，日寇对根据地实行全面封锁和反复“扫荡”，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与日寇紧密勾结，加紧制造磨擦，使冀鲁豫抗日力量经常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赵振清不畏艰险，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充分发挥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在宣传抗日，瓦解敌军，团结友军，发动群众抗日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赵振清任冀南清平县委书记等职。1948年春冀南一地委柳林整党后调冀南区党委党校任组教科长。1949年2月奉命南下，5月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这期间，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支援前线，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组织干部南下解放全中国，做了大量工作。 建国后，赵振清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干部处处长，为全省干部队伍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1952年10月调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工作，历任干部科干事、工业干部组组长、工业干部处副处长。1955年12月任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干部处副处长。1960年9月任中央组织部二处处长。他认真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熟悉干部，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在中组部的领导下，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调配大批干部到党群政法、工业交通战线工作，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文革”中，赵振清受到冲击，在被“监管”、批斗期间，对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和错误予以坚决抵制。1974年1月恢复工作，被中央派往青海二二一厂联络组任副组长、组长。1975年底，任二机部政治部副主任。他在这两个单位整顿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很快恢复了生产和科研秩序。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赵振清被派往光明日报社参加清查工作。1977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在此期间，他对上海市组织工作的整顿，特别是主持区县局以上领导班子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8年7月调回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副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排除“左”的干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积极为“文革”后被平反的老同志安排工作。他认真贯彻落实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大力选拔年轻干部，参与制定和完善组织工作的各项政策规定，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和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4年赵振清退居二线。1996年3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解 方 解方(1917～1998)，原名解海森，曾用名解幻楼，河北省巨鹿县人，建国前曾任临清县县长。 解方于河北邢台中等师范学校肄业。1933年8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1934年后在巨鹿简师读书期间，从事学生运动，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参加反对学校反动统治的斗争。1938年1月参加巨鹿县战委会，任宣传干事，主编战委会刊物《抗日周刊》。同年夏任巨鹿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训部长，主编《血涛周刊》，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任冀南行署工作队队长，深入敌后进行战地动员工作。1939年调广宗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历任试验科科长、秘书、机关党团书记。1941年夏任广宗县县长。1942年6月调冀南四专署任民政科长。1942年12月，冀南四地委、四分区作出开辟卫东的决定。解方受命参加了由詹以珠任队长、左耀宗任政委的敌后武装工作队，到达卫东地区。为了配合以夏全亮（夏碧波）为支队长的八路军东进支队开辟卫东，冀南四地委作出决定，建立卫东县办事处，解方任办事处主任兼卫东县大队队长。之后，解方带领县大队配合东进支队参加了许多战斗，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多次邀集社会名流士绅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在敌伪军内部进行反奴化教育。在东进支队、武工队和县大队的联合打击下，经过万庄、影庄、小辛庄、三十里铺等战斗，卫东地区基本开辟。1943年9月18日，卫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一区杨坟成立，解方任县长。遂后，解方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互助合作、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来，同时率领县大队继续开展反扫荡斗争。是年卫东县被冀南七专署授予“开展大生产运动”甲等奖。1945年8月底，解方带领县大队支援解放临清战役。1946年3月，根据冀南行署指示，撤销卫东县建制，将原卫东县辖区与卫河以西临清县辖区合并，恢复战前临清县旧制，解方任临清县民主政府县长。之后，他按照中央“五四”指示精神，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以及拥军支前、参军参战、干部南下等项工作。1948年2月底参加冀南一地委柳林整党会议，会后调任中国共产党莘县县委副书记、县长。1949年3月随同冀南一地委干部南下支援新区，解方任南下地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调北京工作，历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秘书处处长、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干部局处长、干部局副局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商业部干部局副局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局长、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文革”期间受到错误审查。1972年至1975年先后任国务院粮食工作组、棉花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1978年7月任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1981年7月任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党组成员。1983年3月离休，之后担任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理事会理事。1998年6月28日在北京逝世。 刘殿臣 刘殿臣（1917～2001），原名刘金山，临清市刘垓子镇人，建国前曾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市委书记。 1930年至1936年，刘殿臣先后在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和济南齐光高级中学读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任临清县战委会宣传干事，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在临清城内参加鲁西北特委举办的党训班学习，结业后回临清县三区参加抗日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展抗日除奸工作。11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清三区区委书记。1939年6月任中国共产党临馆堂边县工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工委书记。1941年5月至1942年11月任中国共产党临南县委书记。此间正是临南一带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刘殿臣带领县委一班人主要在卫运河西口配合临清县委、县大队活动。1941年7月临南县大队成立，刘殿臣兼任县大队政委。他带领县大队在临南一带开展麻雀战和瓦解敌伪军工作，以多种机动灵活方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1942年冬，冀南四分区作出“渡过卫河、开辟卫东”的决定。为了适应开辟卫东工作的需要，上级党委作出决定，撤销中国共产党临南县委，建立中国共产党卫东工委和卫东办事处，刘殿臣任工委书记兼八路军东进支队政委，1943年9月，县工委改称县委，刘殿臣任卫东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这期间，刘殿臣带领县委、县大队以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展武装斗争为主，并辅之以统战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经过万庄、孔集、影庄等几次较大的战斗，解放了卫东县的大部分村庄，随之建立了卫东县抗日民主政府。之后，刘殿臣和县委一班人除继续在各地建立健全区村政权外，把主要精力转移至成立互助组，在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组织民兵联防，开展除奸斗争等。是年，卫东县被冀南七专署授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甲等奖。1945年8月，刘殿臣奉调即将解放的临清市任市委书记。之后，他结合城市工作的特点和当时的战备形势，重点抓了恢复教育、发展工商业、在市郊偏僻街道进行土地改革以及组织拥军支前、参军参战等项工作，为临清市的迅速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刘殿臣历任冀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秘书、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行政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贸易部商标局局长，全国工商管理局商标处处长，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市修理局副局长等职。“文革”时期受到错误批判。1971年恢复工作以后，历任北京市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市政府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市委财贸部副部长。1983年初，改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安居北京，2001年病故。 侯鸿业 侯鸿业（1918～1990），山东省清平县南薛庄（今属临清市）人，建国前曾任湖南省沅江县县委书记。 侯鸿业出生于农民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刻苦学习，追求真理。1938年2月参加清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中国共产党清平县工委成立后任五区区委书记，经常奔走于三十间瓦房、小薛楼、薛庄一带，秘密从事基层建党工作。1939年3月中国共产党清平县工委改建为中国共产党清平县委后，侯鸿业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任五区区委书记。1940年2月，驻五区三十间瓦房的清平县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后，清平县委领导班子调整，侯鸿业改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此后侯鸿业积极贯彻上级党委“精干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以多种灵活的方式开展党的工作。后县委工作的中心由五区的三十间瓦房、小薛楼等地东移至四区的吕庄、侯寨子一带，他的工作范围也随之扩大到这一带。1941年冬，侯鸿业按照县委的分工，亲率县游击武装20余人支援了博平暴动。1943年2月，为了配合以夏全亮为支队长的八路军东进支队开辟卫东地区，侯鸿业作为地方党代表及时与东支取得联系。之后便带领县大队一部协同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参加了第一、第二次孔集战斗、侯寨子战斗和陈官营战斗等。侯鸿业在陈官营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在陈官营战斗中牺牲的冀南区七地委书记兼七分区政委肖永智同志，一度将清平县改称为永智县（1946年10月～1949年8月）。这期间侯鸿业作为县委的重要成员，除参与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参军参战等项工作外，还曾亲率地方民工奔赴豫北地区支前。1949年2月，为了支援新解放区人民的斗争，侯鸿业随冀南区一地委干部南下，从此离开了家乡。侯鸿业从参加革命之日起至奉命南下，在清平县家乡工作了11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他在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勇敢机智地与敌人作战，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深入农村，依靠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为清平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2月，侯鸿业随冀南区一地委干部南下时任中队长。5月到达湖南新区之后，历任沅江县县长、县委书记，常德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省委政法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郴州地委副书记，省国防工办副主任等职。“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79年4月奉调北京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任纪检委书记。1982年遵照党中央关于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主动退出领导岗位。1990年9月病逝于长沙。 丹 彤 丹彤（1918～1995），回族，山东省冠县城南街人，建国前曾任临清市委书记、市长。 1933年丹彤考入冠县师范讲习所，1934年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35年至1937年初，参加了由共产党人联络促成的冠县进步组织读书会。1937年10月，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委组织掌握的山东第六区政训处，随范筑先将军作抗日宣传，参加了痛击日寇的司洼战斗和南镇战斗，1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3月调回冠县政训处，任县民先队长，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冠县，他组织群众同假抗战真反共的国民党县党部展开斗争，组织成立了冠县国民抗日救国会，并被选举为救国会主任。1939年秋，调任莘县动委会主任。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曾代表鲁西北军分区在莘县朝城边境的刘营与一股土匪谈判，将其正式编入军分区武装部队。1941年夏调任鲁西北专区动委会宣传部长、文化界救国会鲁西北分会主任。他组织编辑油印时事政策小册子、传单，聘请刻印古籍的木版印刷工人刻印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以及抗战刊物《启明》、《筑先室》等。1942年12月，为促进伊斯兰教界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鲁西北地委派他在张鲁集召开了一次有各清真寺阿訇参加的座谈会，强调爱国爱教一致，保教先须保国。这次座谈会，有人检举大名南关清真寺阿訇巴洪宾接受为日伪刺探根据地情报的任务。丹彤不动声色，在会后留下巴洪宾查询。当对方哭诉自己是被伪军威胁被迫接受任务时，丹彤判断巴洪宾不是死心塌地的敌探，教育他改正错误。后来，巴洪宾利用关系，营救了一名被敌人捕去的抗日干部。丹彤1944年初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任《鲁西北日报》社长、总编辑。1945年底，《鲁西北日报》停刊后，任中国共产党冀南一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948年春，丹彤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市委书记、临清市市长。一到职，他便深入街巷，了解民情。当时市民吃水还是个问题，要到卫河里汲水，老弱病残常常吃不上水。他就开会研究，打了五眼井，先让老弱病残吃上水。丹彤在临清致力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临清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提出废除旧学徒制度，推出尊师爱徒、互教互学的新劳资两利合同，既为资本家保留了适当的利益，又争得了工人的基本权益。为了把分散的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摆脱贫困、摆脱剥削，丹彤到竹竿巷蹲点。他发现小手工业者自己无力购进原料，原料都是从手工业主和工业小资本家那里购来。这样，供销生产都被业主、小资本家垄断，利润也被他们拿走了。于是丹彤提出，小手工业者联合起来。他先后组织搞了大家凑钱购货、分货，而后成立推进社，给其贷款，称之供销社、生产社。供销社、生产社很快从竹器业推广到各行各业，大家集股合营工厂商店，集股合营饭庄、货栈，合作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丹彤坚决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他最早洞察1948年10月的“临清棉花事件”。他深入市场，亲眼目睹了车营棉花作坊里不法投机商往棉绒中掺假的情景，以及各大解放区驻临国营贸易公司抢购棉绒的场面，果断着手治理紊乱的棉花市场，并向上级报告，使混乱局面迅速得到控治。1948年10月，丹彤创办《临清日报》并兼任主编，亲自为报纸撰写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针政策性的文章。 1950年4月，丹彤调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工作，先后任研究室、省财委科长、办公室主任。翌年，调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处长、秘书长。1961年，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继而兼任机关党委书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文革”后，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机械工业部职工教育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政府经济顾问。丹彤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3月7日病逝于北京。 江景河 江景河（1918～2003），山东省临清县江庄村（今属河北省临西县黎博寨乡）人，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主任。 江景河于1918年5月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乡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间，先后入冀南南宫军政干部学校、冀鲁豫边区省委党校学习。1939年6月后，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县委七区委书记，1939年10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县委委员、后任县委组织部、武装部、宣传部长。1943年11月，奉命调太行山中国共产党冀南区党委（后为中国共产党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6月学习结业后，调中国共产党平原分局研究室工作，同年8月调任冀南区党委社会部和公安总局科长。1949年8月冀南区建制撤销，旋任河北省公安厅科长。同年11月奉命南下广西工作，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1953年2月调任中南区公安部副处长，后调任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社会部处长。1955年10月调回广西工作，历任自治区政法办公室主任、广西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共产党广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广西政协常委。1959年6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处处长、党组书记，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文革”期间遭受冲击。1973年6月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广西对外友协会长，广西外事办公室主任。1985年12月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西分会副理事长。在担任自治区外事部门领导期间，曾先后出访越南、苏联、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日本、意大利、美国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病逝于南宁。 张彦青 张彦青（1918～2007），原名焕，字剑进，号无愠斋主，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政协书画之友社顾问、山东画院艺术顾问、山东省政协第六、七届委员,著名的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1918年12月，张彦青出生于山东临清城南近古村。七岁始在本村读私塾。1930年曾在临清南关第一小学、省立第十一中学读书,受教于臧克家、施佩秋（施展）诸先生。1939年在天津，拜陈少梅为师学画。1940年初，入北平辅仁大学美术系就学，受业于溥雪斋、陈缘督、汪慎生诸名家。1944年进入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专业学习，师从于著名画家徐悲鸿、黄君璧、傅抱石等。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领导的学生组织“读书会”，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在湖北省鸡公山中学任教，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原局城工部工作。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政治部文艺组长、长沙人民剧院经理、湖南省军区宣传部干事、文化速成学校教研室主任、《部队生活画报》社编辑等职务。 1953年春，张彦青从部队转业到山东省自然科学研究所美术组，参加了山东省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同年秋，济南市政协成立美术组，张彦青是首批成员并任副组长。其后为山东省博物馆美术组创作员。在1950年代中期他先后创作了歌颂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溪畔新晴》、《崂山潮音瀑》、《战斗在敌占区》等代表作。 1959年夏，张彦青创作了水彩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描绘人民群众战天斗地英雄气概的《战胜黄河特大洪峰》等现实题材作品。同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山水画《延安大桥》，董必武同志为之赋诗：“秋水盈川没涨痕，步头无渡阻行人。一桥架会东西岸，宝塔山前不问津。” 1960年初，张彦青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了《青岛海滨》、《蓬莱岛》，被山东厅和委员长办公室选用。1962年任山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国画教研室主任。1964年与弭菊田等共同合作了巨幅国画《曙光初照演兵场》。 “文革”初期，张彦青受到冲击。1970年代初调入山东省群艺馆，期间他为山东剧院创作《红太阳从这里升起》，与刘鲁生等人合作为南郊宾馆绘制了《延安》、《成山头》等作品，是“文革”期间在山东省出现的第一批国画作品。1973年9月，他的新作《蓬莱鱼汛》入选全国展并获奖。 “文革”结束后，58岁的张彦青被调到新成立的山东省美术馆工作，迎来了自己艺术生命的又一个春天。他先后创作了一大批融入了画家一腔热情的作品。此时，张彦青提出了山东革命纪念地写生创作的建议，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与刘鲁生等一起到山东各地的革命老区进行采风。1979年5月，张彦青调到山东省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0月在山东省博物馆举办了张彦青、刘鲁生“山东革命纪念地国画写生展”。 1980年他创作了《秋艳幽黄胜似春》、《万里长江，细水永流》、《蓬莱海市》、《巫溪多丽姿》等作品。他的国画《崂山》、《峡江扬帆》等，被送到法国和墨西哥参展。在山东省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分别举办了“张彦青从事美术五十年回顾画展”、“张彦青中国画展”。 1990年代初，《张彦青山水写生集》出版发行。为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管理处、毛主席纪念堂分别创作了《沂蒙春晓》、《长江万里》和《大江东去》等力作。其作品《蓬莱丽姿》入选《中国画年鉴》，其传略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载入《国际名人辞典》。 1995年以后，老当益壮的张彦青，作为一个虔诚的理想和艺术的朝觐者，先后应邀赴台湾及全国各地写生，进行艺术交流和举办画展。 张彦青从事国画艺术教学与创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潜心学习并研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及西方美术的史论和技巧，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和写实能力。在创作实践中，他始终把握时代脉搏，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进行了有机结合，用自己一生的才智，为祖国的锦绣河山谱写出了一曲曲无声的史诗。在他的作品中，泰岳之雄、黄山之奇、桂林之秀、武夷之幽，神采均跃然纸上；或平畴千里极目无际，或奇峰叠嶂直刺云霄，或碧波如镜渔舟飘荡。不同的意境，有着不同的章法和画法，但却都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他早年的画风设色细腻，笔墨谨稳；晚年则多用阔笔泼墨，纵情挥洒，直写胸臆，吞吐风云，气势非凡。其亭台船帆以中锋为之，线条遒劲挺拔，意境深远。他一生追求“师造化，富变化，既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艺术境界，充分运用中国画这一载体，把祖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得淋漓尽致。他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扶掖新秀，桃李满天下，为中国画这一传统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胡代耕 胡代耕（1919～1998），原名胡崇禄，原海军后勤部副政委，临清大十二里庄（今属河北省临西县）人。 胡代耕在临清省立十一中读书时，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进步学生的学潮。1936年到北平读高中，同年12月参加“民先”。1937年2月考入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学兵营当兵。“七七”事变后，在天津与日军激战竟夜，被连续指任为班长、代理排长。他在作战中负伤，返回临清。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党组织交通员、临清《力报》记者、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委一中队指导员。1939年10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清县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并兼任县抗日民主武装科长。1939年9月，他参加建立抗日县政府，同时负责组建县抗日武装先遣第十大队，并率县抗日武装与卫河支队夜袭顽固派石友三独二旅，毙其旅长，将这支在临清六区敲诈勒索、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正准备袭击第六区抗日政府及区抗日游击中队的祸国殃民武装一举全歼。他率领县大队拔掉张马庄炮楼，多次袭击日军尖塚据点，打土围子。他多次深入虎穴，揭露伪区长、反动地主反共卖国罪行，处决最反动且顽固不化的汉奸地主。他还对临清伪县长周鼎进行教育和震慑，使他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1940年春，他与县区武装配合八路军将石友三临清招兵处、区公所、税务所一扫而光。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全县武装发展到上千人，有力地支持了县区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的发展。他团结临清县各区开明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瓦解敌军，打开了临清县抗战局面。1940年5月，胡代耕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41年2月至7月，代理县委书记。这一时期，他对临清县党组织的建立，对临清县抗日武装组织的壮大和武装斗争，对创建临清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走亲戚、看朋友、看同学的方法，秘密串联，发展了一批有初步阶级觉悟的贫雇农和有革命热情抗日坚决的学生入党，增建乡村党支部。在此基础上，6月至7月建立了党的区委会。 胡代耕1941年8月到冀南区党校学习，12月任中国共产党广曲县委书记，1944年8月任中国共产党邱县县委书记，1945年5月任冀南四分区武委会主任。同年8月31日率临清县独立营歧之、宏毅、清江三县县大队组成的东支队等县基干民兵武装二千余人，参加了解放临清县城的战役。他率部从塔湾以北渡过卫河，由此向南攻击。他指挥部队拔掉了伪四十旅设在土山西北的最大火力点武训小学，有力地策应了兄弟部队占领临清经济命脉西南关。 临清战役后，胡代耕任南四分区独立团团长、冀南独立四旅十二团副政委，参加了定陶、鄄南、濮滑、豫北等战役。1947年9月，他随十二团编为十纵二十八旅八十四团，10月挺进大别山，12月挺进桐柏创建根据地。解放桐柏县城后，他担任中国共产党桐柏县委书记。1948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信随县县委书记。10月以后，又先后任八十四团政委、五十八军一七二师五一六团政委、湖北军区独立四师十二团政委。1950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大冶地委委员兼崇阳县委书记。10月调任中国人民海军，历任海军干部部军衔科长、任免处长、海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1954年9月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指挥系学习。1957年底毕业回国，历任海军潜水艇某支队副司令员、支队长、海军司令部潜艇部副部长、海军后勤部副政委、海军后勤部顾问组组长。 胡代耕1955年被授予海军上校军衔，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海军大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1998年6月28日在北京逝世。 胡代耕质朴大方，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他戎马一生中留下不少英雄故事，其战斗形象还被写进长篇小说《血战柳林》等文学作品里。 白 桦 白桦（1920～1993），原名赵守国，山东省馆陶县里官庄（今属临清市）人，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 抗战前白桦在济南育英中学读书。1938年3月参加临清战委会，做宣传工作。5月，经组织介绍到聊城行政干校第一期学习班学习，在干校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习不到一个月，被提前分到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六区政治部对内便是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委机关。这年6月，赵守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为策应保卫大武汉，范筑先发起了济南战役，将前方司令部向东移至潘店，将军事力量深入齐河、长清，前军一度攻入济南飞机场。为配合这一军事行动，政治部设立了前方政治部。赵守国被派往前方政治部宣传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前方政治部借潘店小学办起抗日革命干部学习班，赵守国任指导员，两期培训学员近百人。10月初，鲁西北特委拟组建山东省第六游击区三十一支队。为筹建这支党领导的武装，先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三十一支队筹建支部，赵守国担任宣传委员。至月底，三十一支队建成，赵守国任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兼二团政委。同时，支队成立了政治大队，赵守国又兼任大队政治主任，招收高小、中学学生，为支队培养青年干部。 1938年11月，聊城失守。12月，三十一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平原纵队，赵守国担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党委宣传委员。他与纵队一起，在1939年1月，打掉齐河伦镇伪军据点，歼伪军百余人；又袭击云禅寺，全歼土匪姜玉河等四十余人；1939年2月19日（旧历正月初一）夜袭茌平县城南伪区公所，全歼伪区队三十余人；本月，配合八路军先遣纵队对津浦路齐河禹城段大破袭，击毁敌火车一列，缴获大批重要物资，并使铁路数日不通车。因此，驻济南日军一○四师团长末松纠集驻津浦铁路此段的秋山旅团，联合驻临清日军，突然向鲁西平原八路军实施分进合击。3月5日（正月十五），八路军先遣纵队与八路军平原纵队在高唐东南琉璃寺、陈五营、杨集大吕庄三处被日军数十辆汽车和大批骑兵包围。血战突围后，赵守国随平原纵队离开鲁西平原，于6日夜穿过黄河进入大峰山区。3月底，平原纵队转移至泰安、肥城边界之大柱子、小柱子一带改编，平原纵队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赵守国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政治处工作。4月，鲁西区党委决定成立区党委党校，调赵守国到区委党校学习。党校有保密规定，学员入校都要改换姓名，于是赵守国便改名为白桦。在校期间，他参加了著名的陆房战斗。1939年5月10日，日军第二军团五千余人及坦克、汽车百余辆，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及地方党政机关数千人，包围在肥城陆房周围不及10公里的狭小地带，激战一日，日军被歼一千三百多人。白桦与部队一起胜利突围。 1939年7月，白桦于区党委党校结业后，调运西地委，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郓鄄县委宣传部长，郓鄄巨菏边县县委书记，南旺县工委书记，冀鲁豫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鄄城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4年5月任朝城县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国共产党濮阳市委副书记、书记、济宁市二区区委书记、南旺县委书记、冀鲁豫七地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平原省工作，先后任省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省文教厅副厅长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0年，抗美援朝斗争刚打响，他在平原省文学刊物《平原》上发表文章《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等，号召全省文艺工作者“通过戏剧、文学、说唱、美术、音乐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在广大人民面前，彻底暴露美帝的侵略阴谋，鼓舞广大人民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坚定的斗争意志”。1951年，他调华北大区，任华北文联筹委会秘书长、常委、党组副书记。1954年10月调天津，先后任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1973年3月后，先后任天津市纺织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市体委主任、党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兼市委宣传部长。1980年，再任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常委。1983年4月当选为天津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并任党组书记。离休后担任市计划生育协会名誉会长、市政府地方病防治小组顾问、市老年大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市老年教育协会会长。白桦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3月逝世。 王富海 王富海（1922～1950），原名周志光，临清市先锋办事处小屯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曾任中国共产党冀鲁豫六地委委员、博平县委书记等职。 王富海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读书，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临清初级中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科知识，还在校内“读书会”的指导下，广泛阅读鲁迅、瞿秋白、邹韬奋等人的著作。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王富海和广大爱国学生一起上街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他还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自强意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富海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抗日义勇军队伍。1938年4月，调临清战委会做宣传工作。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利益，被地下党组织发展为党员。同年9月，任临清二区游击队指导员，两个月后任清平县游击队指导员，半年后相继任中国共产党清平县委民运部长、鲁西区四（运东）地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夏，中国共产党运东地委将活动在博平县的筑纵七团、先纵五大队、挺进队约2000余人，整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顽军齐子修部乘虚而入，占领博平县的大部分地区，日伪军也乘机在博平各区建立伪政权。齐子修部与日伪军狼狈为奸，大肆搜捕地下党员，杀害无辜群众。就在这严峻时期，地委派王富海去博平整顿和加强县委领导。 王富海根据地委的指示，立即组建博平县委，王富海任县委书记，岳肖侠、张金屏、刘振岐任委员。县委还创办了一个地下刊物，起名为《慈航普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王富海认真分析斗争形势，认为只有及时而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才能长人民的抗日斗志，更好地发动群众。他具体部署连续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 1943年2月，中国共产党运东地委将博平、清平县合并为清博县，王富海任清博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经过极大的努力，于当年秋重建了抗日政权，初步建立了30余人的武装县大队。而全县日伪军竟有3000多人。为了协助王富海打开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运东军分区和冀南军分区抽调一个半团的兵力，在博平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944年春，敌人疯狂地进行报复。王富海亲自组织，动员已暴露的党员和抗属，向茌平、清平、聊城等邻县转移，并为每人筹集30斤粮食和90斤柴禾，出色地完成了安全转移工作。与此同时，王富海还针锋相对，组织地下武装，抓了伪旅参谋长的父亲和其他敌伪骨干的家属。迫使敌人谈判，同意与交换被捕的抗日家属，有力地制止了敌人对抗日家属的继续残害。 1946年1月2日，博平、茌平县大队配合冀鲁豫军区独四旅和一分区，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向罗兆荣残敌发起强大攻势。罗兆荣等部弃城而逃，博平全境解放。王富海领导全县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清除日伪残余势力，整顿社会秩序，建立民兵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冀鲁豫日报》连续报道了博平县开展群运工作的经验。 1948年2月，王富海调任中国共产党徐翼县委书记。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冀鲁豫区党委组织干部随军南下，王富海被调任南下地委组织部长。他协助地委书记谢鑫鹤同志，从地委组织抽调600余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负责配备1个专区、8个县，每个县6个区的党政领导班子。5月初，南下队伍到达江西省鹰潭，迅速组成了中国共产党贵溪地委、贵溪专员公署和贵溪军分区。王富海任地委组织部长，他安排干部精心周密，贵溪地区9个县的领导班子均配备妥当。干部分到各县以后，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 1949年8月初，二野五兵团奉命向西南进军。其建制属于五兵团的南下干部队伍被改编为西进支队四大队，随后跟进接收政权。经过一个多月的急行军，于1949年11月8日到达了贵州省镇远县。到达镇远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镇远地委、镇远专员公署、镇远军分区就正式宣布成立，王富海任地委组织部长。他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紧急配备各县接管领导班子，立即奔赴工作岗位。当时接管一个县只有北方来的20多名干部，有的接管一个区只有一个区长或区委书记。为了壮大干部队伍，王富海积极倡办革命干部学校，吸收近800名青年知识分子到干校学习。 1950年初，国民党残余武装以及他们暗中控制的保安团、保警队，串通当地恶霸、惯匪等封建势力，乘解放军主力入川作战、地方党政军力量薄弱之机，公开组织武装叛乱。面对形势的突变、局势的动荡，王富海沉着、冷静。他找干部谈心，帮他们认清形势，鼓起勇气，坚定信心。王富海亲下旧州指导工作，他们一行26人于4月14日一早出发，到达离旧州5公里的梨树坳时，突遭土匪的包围袭击，王富海壮烈牺牲。 李和曾 李和曾（1922～2001），祖籍北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等职，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建国前后曾长期在临清活动。 李和曾1932年考入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初学刀马旦、武生。期间还为程砚秋先生配演娃娃生。1940年毕业后正式拜高庆奎先生为师，与宋德珠等搭班活动在京津冀鲁及沪杭一带。上演曲目多为高派亲传名剧如《赠绨袍》、《哭秦庭》、《辕门斩子》、《斩马谡》、《逍遥津》等。1945年进入解放区，在临清参加第七军分区宣传队。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冀南区委遵循“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指示六分区19团向国民党统治下的高唐发起进攻。9月7日全境解放，在郭庄收容了戏曲班社。其中主要演员有王婉秋、姜云霞、何玉田、王孝童、朱永祥等和流动演员李和曾。当时把班社命名为解放剧团，移驻临清，受野战军二纵四旅政治部领导。因为李和曾是名家，所以特殊照顾把其父母和两个妹妹都安排后关街后营胡同王家大院。当时解放剧团在慕善戏院（大众戏院前身）演出，常邀李和曾合作，但工资不和本团演员一起实行供给制，而是仍拿加钱，即收取票价之外另加的部分。每有义演，他都主动参加，博得临清人民的好评，剧团上下更是敬佩不已。一些京剧票友纷纷登门造访求教学艺，经常借用大宁寺后大殿做排练场，请李和曾传艺。戏是一出一出地教，词是一字一句地教，腔是一板一眼地教，做是一招一式地教，实心实意毫不保守，从不怕烦，直至教会为止。先学者技艺猛进、日新月异，蒙学者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识天书习兵法犹如反掌”这个《借东风》中的名段，当时此起彼伏，晨昏不断。时至今日，临清仍有“李和曾真稀松，三天两头借东风”传闻，说明了临清观众对《借东风》的喜爱和李和曾演技的高超。 1947年冬，李和曾在七分区的领导下，特约渤海军区一团主演田武仲、范文河，解放剧团的王孝童、何玉田，会同关砚侬、于光、李忆兰，组成演出团赴冀南涉县冶陶镇，庆祝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改整党工作会议。临清与会者有市委书记刘殿臣、市长黑伯理和市委组织部长苏光。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其间，李和曾为了演出效果和经济效益，特约马法奎剧团琴师郑锡九伴奏，并约才貌双全、技艺精湛的河北帮子著名演员李桂云的女儿李忆兰，配演《天宝剑》中的代战公主和《汾河湾》中的刘迎春。后李和曾和李忆兰结为秦晋之好，临清票友和戏界同行均设宴相庆、合影留念。临清同兴斋鞋店鞋匠王连科，勤劳善良，手艺超群，和李妹相恋，李和曾不讲门户做媒联姻，促成佳偶，一时传为佳话。后小夫妻在兄长的关怀支持下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李和曾率团前往献艺。《群英会》、《哭秦庭》、《空城计》、《坐楼杀惜》受到党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赞许。同年8月，李和曾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和曾不辞艰辛赴西北、西南边陲慰问军民，还深入到抗美援朝前线进行战地慰问演出。1954年，他同李少春、袁世海等艺术家先后赴港澳、印度、印尼、缅甸等地访问演出。1955年中国京剧院成立，他出任二团团长。1956年随梅兰芳大师赴日本访问演出，尔后又分别去英国、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访问演出，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61年，为了开拓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艺术道路，他再拜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为师，把麒派浑厚洒脱、苍劲朴直的艺术特点融进了高派高亢流畅、慷慨激昂的演唱风格中，使自己的表演技巧更加新颖完美。此后，潜心研究戏曲改革，推陈出新，对正剧、悲剧、喜剧都有成功地创造。诸如《三打祝家庄》、《生死牌》、《孙安动本》、《节振国》、《南方来信》等剧，为古装戏的改革闯出了新路，为现代戏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1960年代，自然灾害困扰临清。1962年大众戏院经理程玉堂为了活跃市场、扩大影响、增加收入、改善职工生活，恳请李和曾来临演出，李慨然应允。主要演员除时任团长的李和曾外，还有江新蓉、江是玉、娄振奎、景荣庆、张云溪、张春华、茹元俊等。上演剧目是《逍遥津》、《将相和》、《三岔口》、《挑滑车》等10余个出，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不仅临清观众大饱眼福、耳福，而且邻近各县的京剧爱好者也闻讯赶来分享其乐。当时临清的旅馆饭店应接不暇，其他行业亦随之红火起来，为缓解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革”时李和曾被勒令停止表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返舞台。复出伊始，和赵燕侠、袁世海合作演出了《闯王旗》。李和曾特别重才爱才，常常提掖后进，现身说法培养学生。1991年，南方发生特大洪灾，他虽重病在身，还让夫人李忆兰陪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义演，彩唱了《逍遥津》中的名段。 几十年来，李和曾视临清为其第二故乡，每次到临清演出，他都竭尽全力，而且毫无保留地对临清票友进行帮助和指导，为临清京剧之乡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学智 李学智（1923～2005），1923年农历正月17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属临清市）魏湾镇丁马庄。7岁开始上学，先后就读于丁马庄小学、清平县赵官营县立高小、山东省立临清十一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9月即参加了清平县李光斗领导的抗日武装(同年冬改为省第六专署聊城范筑先领导的抗日二十九支队)，任战士、班长、文书。1938年5月赴河北南宫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学习，后任二十九支队连政治指导员；同年秋参加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冬季，入筑先学院学习，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鲁西泰西地区后，曾任泰西地委中国共产党肥城县委青年干事、青救会主任，中国共产党泰西地委青委委员、副书记，青救会组织部长、主任，泰西地委抗联主任；中国共产党平阴县委委员、民运部长、抗联主任；中国共产党东阿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冀鲁豫区党委中国共产党济宁市四区区委书记。他在负责肥城青救会的工作中，积极肯干，培养、训练了大批青年干部，组织青抗先，动员青年参军。1939年8月参加著名的陆房战斗，突围返回肥城开展群众运动，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为当地开展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是山东省青年工作的模范县，为此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的表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敌人据点林立之下，他依靠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土地回赎、反贪污、减租减息、增加工人工资、反奸诉苦、反霸斗争、动员青年参军，同时他还重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乡村政权建设，从而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1945年复任东阿县委书记，动员千余名青年参军入伍，开赴东北，投入解放东北的战斗。 1946年秋，他任中国共产党汶上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在三年紧张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坚持阵地，采取敌进我进方针，依靠群众、掌握武装、勇于斗争，得到了地委的好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学智渡江南下。曾任中国共产党浙江建德地委委员、民运部长；中国共产党金华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农委书记、农会主任；中国共产党金华地委副书记、书记，监委书记；金华军分区政委；省委委员。此间，他经常蹲点示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依靠科技干部，先点后面，经过试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狠抓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改造黄土丘陵、发展茶桔经济作物、积极倡导科学种田，使金华地区成为全国最早实现粮食上“纲要“的地区，得到了华东局领导的表扬。他倡导发展水电站，亲自领导建设了浙江省第一个农村水电站—金华双龙水电站。为推广他的做法全国小水电会议在金华双龙召开。1960年，他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金华时，还专门参观了该电站，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毛主席对他说：“你是个好人。工作有中心。“之后，大力发展农村水电站的做法得到了推广。 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关押和开除党籍的严重迫害。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71年秋，浙江省为他平反，中央将他调往宁夏工作，承担发展农业、解决宁夏人民的吃饭问题。曾任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农业组组长、农办主任；1976年任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纪检委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此间，他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密切联系各族群众，特别是回族群众，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上靠中央、下靠群众，团结五湖四海干部，依靠党的组织，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以身作则，带头深入农村，从而形成了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工作中，他从实际出发，狠抓农业生产，依靠农村科研人员，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单产，治理盐碱地变良田、开发鱼塘、发展养殖业，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解决了川区的粮食增产问题。特别是在农业生产和扶贫工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广大人民群众有口皆碑。他主持建成了全区大型“固海引黄扬水”工程，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开发两个“一百万亩”的良田，开创性地进行了吊庄移民扶贫工程，免掉农业税，探索出一条异地扶贫攻坚的新路子，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赞扬。他在兼任宁夏军区第一政委期间，十分重视拥军工作，注意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形成了军民关系鱼水情的良好局面，得到了兰州军区的好评。 1988年3月，他担任第七、八两届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期间，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每年都要深入基层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注意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写的《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情况的调查》一文，在全国第一届优秀调查研究报告中荣获优秀奖。他在负责民委的日常工作中，发扬民主、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团结协作，为开展工作起到了特有的作用。 他曾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党代表；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民委、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王 莹 王莹（1927～1987），原名王连瀛，又署王萤或王瀛，临清东陶屯村人，著名书画篆刻家、美学理论家。生前曾任山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雕塑壁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美协理事、傅山研究会理事、山西省水彩画研究会副会长、山东聊城金瓶梅学会副会长等职。 王莹少即聪慧，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武训小学后，入麻佛寺中学读书。因家境困窘辍学充任私人画师，在杭州一带靠卖画为生。1948年初回乡务农，继而为临清农场画工，绘制农作物幻灯宣传画。1950年入河北省石家庄农校读书，常在市级报刊发表画作。195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绘画系，受业于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等名师，接受了正规严格的艺术教育。1954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文化局美工室工作，1956年调省文联《天龙画刊》任美术编辑，1957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到大同市劳教，1959年回到省文联工艺美术厂任美术设计，1963年为《山西群众画刊》美编。1966年“文革”开始，被遣送回原籍劳动，后在临清美术厂做设计师（临时工）。1978年落实政策返晋，先后任《汾水》、《山西文学》美编。1984年调任山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兼雕塑壁画研究院院长。经过几十年崎岖坎坷的生活磨难，他凭藉着对艺术的无限挚爱和敬业精神，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艺术家。 1987年9月30日，正值艺术盛年的王莹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猝然长逝。当时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等唁电称：“王莹才华出众，真诚为人，文画并举，成果丰硕，治学谨严，锲而不舍，莫说晋阳大地，即当今大江南北亦为数不多”。山西美院挽联写：“历劫难，铁骨秋风人格在；呕心血，意匠春山画风存。”山西省文联挽联书：“亦文、亦武、亦智，不愧三晋名师；能书、能画、能文，堪称临清才子”。王莹是一位学识渊博、品格高尚的学者，更是一位才情卓绝、胸怀坦诚、不畏艰难、勇于向艺术高峰攀登的艺术家。 纵观王莹一生的艺术实践，他在美术、书法和篆刻方面造诣甚深，而在文艺理论和学术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早在青少年时期，王莹就有连环画册《春花》和木刻画《医生》在报刊发表。被遣送回临清劳动期间，他创作了人物画《王安石》、《李清照》、《荷花女》、《仕女图》等作品，其人物神态，风采超人。1978年后，他晚年欣逢盛事，艺术创作骤增，其《秋山夕照》、《祖国万岁》、《秋之曲》、《春江水暖》、《冰清玉洁》等几十幅作品，分别在《山西美术》、《汾水》、《山西文学》、《中国画》等刊物发表。其代表作《归牧》发表在《中国画》（海外版），国画《朝霞》，在山西省首届艺术节上被日本收藏家高价购买。王莹的国画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又吸收了西画的色彩和解剖结构，风格朴拙苍劲，笔墨老辣 。其山水、人物俱佳，而尤以大写意花鸟为长。他的作品所传递的阳刚大气和浑厚的文化内涵是常人所不及的。王莹一生作画数以千计，广被民间收藏。 王莹金石书画艺术的实践独树一格，其艺术思想亦别具只 眼。首先是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形式问题上，他赞同全面继承民族绘画传统，但反对狭隘地把“线描”理解成绘画的唯一民族形式。其次，王莹认为艺术的真实有别于生活的真实，师造化是在写生的基础上经过选择锤炼而创作的过程，它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关于艺术家的责任及艺术创作源泉问题，王莹说道：“我是美的追求者和赞颂者，我要在生活中发掘美……，我的艺术源泉在农村，农村的风景山河、农村的年轻人、农村的风俗是我描写的主要对象，我要把我的艺术生活寄托在这个可靠的源泉上，把美好的事物通过艺术描写出来送给人们，鼓舞人们向上，培养人们的美好感情，使人高尚。” 王莹对书法的行草、篆书、魏碑、石鼓文诸书体，均颇多研究。尤精篆书和二爨书体，其势遒劲、壮美，高古脱俗。他一生制印亦逾千方，主要有《唐诗篆刻集》、《鲁迅诗篆刻集》存世。其自用印“曾见白石画山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等，不仅铭刻下了其艺术经历，亦显现出了他高超的制印水平。他的篆刻除得力于汉印外，还运用了碑版、钱币、镜铭、石鼓等文字入印，兼取秦玺、封泥、瓦当等文字的苍古浑朴之意趣。 王莹在美学理论上也有自已的独到见解。他的《明遗民画派与傅山的画》、《中国画创新琐谈》、《论汉印的风格》、《论艺术的夸张与真实》等十余篇文章先后在《书法》、《晋阳学刊》、《山西美术》等刊物发表。他的美学论著既对艺术的普遍规律做了深刻探讨，又着重对明清之际的山西历史文化名人傅山的艺术及思想作了全面发掘研究，为其成为全国性的傅山研究权威奠定了基础。 晚年的王莹认为《金瓶梅》一书与家乡临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先后撰写了《<金瓶梅>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从现山东临清语看<金瓶梅>方言》、《<金瓶梅>作者之谜》等多篇论文，在《金瓶梅》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二、人物简介 季羡林 季羡林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学家,也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作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季先生学贯中西，造诣精深。仅语言来说，他精通英语、德语、吠陀语、巴利语等，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精通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 1911年8月2日，季羡林出生于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17年春节前，六岁的季羡林离开父母，投奔在济南的叔父，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先后在私塾、一师附小\新育小学读完小学，三年后考入正谊中学。1926年初中毕业后在正谊中学只读了半年高中,季羡林便转入了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日本侵略者占领济南后，季羡林被迫缀学一年。1929年秋，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受教于胡也频、董秋芳等著名作家。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大学期间，季羡林除了学好自选的主课外，还选修和旁听了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课，创作了多篇散文，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季羡林后来的学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它决定了季羡林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 1934年，季羡林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他选择了曾培育出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哥廷根大学深造，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留学生涯。在哥廷根大学，他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师从西克、瓦尔德施密特等著名学者。当时“二战”烽火正炽，交通阻断，家音全无，欲归不能。在“机（轰炸机）声隆隆，饥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季羡林顽强地进行吐火罗语、吠陀语和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写作了数篇优秀的学术论文，饮誉四海，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 1945年秋战火硝烟未尽，季羡林先生归国心切，他谢绝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在瑞士停留半年后，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46年夏末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经陈寅恪介绍，受当时北大校长胡适及傅斯年、汤用彤之聘，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1946年到1949年，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季羡林写出了40余篇文章，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内容广泛，体裁各异，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论文；一类是介绍东方语言文化以及国外研究东方文化语言现状的文章；一类是各种评论文章。 1951年秋天季羡林参加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历时4个月。1956年被评为国内人数极少的“一级教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并成为北大教授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但是，季羡林先生并不是很早就提入党申请的，因为对参加共产党他有一个思想顾虑。在他看来，当中国共产党人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追求名利事业，他感到自惭形秽。因为这有“摘桃派”的嫌疑，这使他在申请入党时犹豫再三。这种想法恰恰反应出季羡林性格中诚实、质朴的一面。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他的党费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普通一员。 1961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在停笔十五年后，又重新开始了。到1965年，4年中他写了27篇散文。1965年季羡林被派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一直呆到1966年6月4日，才奉命回校。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中，季羡林出版了两部专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和《印度简史》；翻译并出版了两部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五卷书》和《优哩婆湿》；写作了15篇论文。 1966年9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的季羡林仍是一个自由人，还没有人来揪他，但他心里总不蹋实。1967年11月底，季羡林先生的家被抄，接下来是一次次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非人的折磨。1970年春节后，季羡林被分配做门房，任务是看大门、传呼电话和收发信件、报纸。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此时决定偷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这部史诗约两万颂，每颂为4行。可是当时的身份不容许他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于是他就利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他就把纸片拿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历经5年多的时间，1977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到1984年出齐，厚厚的8大本。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罗摩衍那》汉译本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也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1994年《罗摩衍那》汉译本荣获了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1980年代至2008年，20多年中，季羡林先生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在许多领域他是一位领军人物，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引领着学者们勇往直前。季羡林先生在此时期内，参加和领导过多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弘扬、中外文化的交流都作出过重要贡献。1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启动，总编辑盛情邀请季先生参加编撰工作。当时，季先生在北大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重。但他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欣然接受邀请，并出任《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 在编写的过程中，季羡林亲自策划、审稿、撰写辞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编完了《外国文学》卷。1982年10月，季先生又应邀与吕叔湘在一起指导《语言文字》卷的筹备工作。1984年初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同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两卷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都是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1985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季羡林在书院开办之初被聘为导师。他一直是书院名导师之一，为书院的学术活动讲演、谈治学经验。1988年，季羡林接任院务委员会主席一职，遂参加书院的领导工作。 1990年代初，季羡林开始筹备和主编一套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大型丛书。它包括东方文化综合研究、中华文化、日本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朗阿富汗文化，西亚北非文化、中亚文化及古代东方文化等十编，共500种书，涵盖了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学、美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军事、宗教、医药、民俗等诸方面内容。既集中展示了中国从古至今，特别是近50年来东方文化研究成果，又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东方文化集成》部分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达到了让世界了解东方、让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目的。在主编《东主文化集成》的同时，季羡林又承担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的任务，全国5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参加了编纂工作。 1900年以后，季羡林声名日隆。各种各类人物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电视、报纸等媒体记者轮番采访。这样的重负，对一位90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但就是在这种难以承受的重负之下，季羡林又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 季羡林先生为了写《糖史》，用了两年的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每天来回五六里路，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度的酷暑，挥汗如雨。2001年《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 季羡林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一派，他自己说，写散文是在研究学术之余的一种“余兴”。他做事从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是“余兴”也决不粗疏大意，而是当作正经事来做的。到目前为止，季羡林总计写了大约近400篇散文，其中包括两部长篇散文《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 季羡林工作之勤奋，即使年轻人难以企及。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工作，是季先生几十年的习惯。几十年来，他社会兼职众多，工作繁忙，但就在别人一天“正式工作”之前，季先生已经做完了自己当天要完成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任务。他常说，人吃饭是为活着，但活着决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决不能白白地把生命浪费掉。如果自己的工作没有收获，他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感到愧疚难眠，觉得自己是在慢性自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季羡林在教学与科研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于探索，孜孜以求，精勤不懈，取得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巨大成就。解放后，他除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之职外，还曾任北大副校长5年，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社科部学部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字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以及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语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50余个职务。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状”，荣获德国哥廷根大学毕业后50年博士在国内外做出杰出贡献的金奖。 几十年来，季羡林先生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实属罕见；而且经常是几项研究并驾齐驱。简约地讲主要有10个方面：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言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散文创作。以上10个方面，对一般人来说，毕其一生之力，能完成其中的一项或两项，就会感到满足，并足可引以自豪了。而季羡林先生却在10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高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版）、《季羡林文集》24卷。主要译著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斯短篇小说集》、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七卷）以及《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家庭中的泰戈尔》等。主编的箸作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 季羡林这位闻名世界的大学者，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多年来，他为故乡的学校买书，大约有几千册，这些图书饱含着他的大量心血。为了能够挑选到适合孩子们口味的图书，每当他听到有新书出版，他就要带上他的孙子、孙女、外孙一起去挑选。选好后背到邮局打好邮件，再寄回故乡。他的目的是想给故乡的小学建立一个图书室，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他还为学校和村卫生室捐款，目的是让更多的孩子上得起学，让乡亲们看病时少花一点钱，以尽自己的一点心意。他每次回故乡，不管时间多么紧张，他总要到学校去看看学生。1994年，他获得了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奖金还没有领到手，数目也不知道是多少，此时老伴生病住院正需要钱，他却决定捐给故乡官庄一万元，用来发展教育事业。后来用这笔钱设立了奖学金，鼓励村里的孩子好好学习，教师认真教学。1999年，他又将价值近7万元的图书捐给故乡人民，期望故乡人民多读书，尽快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把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季老一生从不愿麻烦别人，更不愿去求人。但在1991年他为了故乡修缮舍利宝塔，竟破例向他的老朋友胡乔木写信求助，争取到了国家文物局的专项拨款，使舍利宝塔得以修缮，成为临清市旅游观光的一个靓丽景点。 黑伯理 黑伯理，回族，原名黑映月，山东临清市人，1918年5月出生。临清中学毕业后，于1933年考入山东省立聊城师范。 聊城师范是山东省一所著名的师范学校，也是当时鲁西地区的一所最高学府。在那个时代，师范学校由于每月发给学生5元钱的伙食费津贴而成为大多数穷孩子求学的场所，而穷孩子又最容易接受先进的革命思想，所以聊城师范一直是鲁西地区的一个革命摇篮。这个革命摇篮，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进步青年，黑伯理就是其中之一。他入学不久，便结识了何元鑫、王连级、申云浦等进步同学。这些青年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是聊城师范的地下党员了。黑伯理经常同他们一起谈论时事政治，阅读进步书刊，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成了一名赤色积极分子。 1936年，黑伯理从聊城师范毕业后，带着革命的火种到清平城里乡农学校当校长，传播农民革命运动思潮。这时，聊城师范毕业的地下党员申云浦同志在博平县还驾店村当小学教员，二人相距30华里，从而又有了互相接近的机会，有了组织起来实现革命理想的条件。1937年4月，经申云浦介绍，黑伯理同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清平第一个党支部宣告成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了。黑伯理和他的姐姐黑若仙、爱人王震凡被调到聊城范筑先将军的部队工作，开始经受抗日烽火的洗礼。 1938年11月，黑伯理被党组织派往家乡临清市，到回民群众中去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这时候，日寇已经侵占了聊城和临清，但不久又撤出临清。伯理与鲁西北地委书记张承先商议，准备请驻扎在河北南宫地区的八路军129师派一些部队进驻临清，以便更好地发展抗日武装和党的组织。在南宫，黑伯理见到了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任穷、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参谋长李达。伯理向他们汇报了聊城失守、范筑先殉国后的形势，要求派一些兵力进驻临清。徐向前说，目前冀南的形势非常紧张，日寇即将回师扫荡华北，顽固派与部队不断磨擦，无法分兵前往，你们应该自力更生，发展抗日武装……。接着，黑伯理又建议在临清设立一个八路军129师办事处。徐向前表示，不要设办事处，设一个联络处就可以了。徐向前当即指定由黑伯理同志担任八路军129师驻鲁西北联络处主任。黑伯理回到鲁西北地委后，积极落实徐向前的指示。经过地委讨论，在联络处的掩护下地委机关从夏津移往临清，地委书记张承先任党代表，统战部长黑伯理任八路军代表。同时，在临清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公开亮出了八路军129师驻鲁西北联络处的牌子。这个八路军联络处的出现，受到临清市群众的极大欢迎，人们到处喧嚷：“八路军进城了!”“我们又可以过安稳日子了!”伯理同志乘势对当时的国民党专员袁聘之和几个义勇军司令进行统战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威慑了一些土匪企图抢掠市民财物的企图，通过临清市商会解决了联络处和地委党训班的钱粮问题。在地委和联络处的努力工作下，临清以及附近县区的形势开始好转，群众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起来。 但是，时间不久，日寇再次侵占了临清市。地委又一次派伯理同志前往129师驻地请示临清陷落后的活动方针。在河北威县老虎张庄，伯理同志见到了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刘邓首长分别作了重要指示。邓政委说：“日寇占领临清以后，你们可以将现有的武装力量向津浦路一带移动，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相机打击敌人。国民党不敢去的地方，我们共产党硬是敢去。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形成一个人山人海的局面，把敌人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伯理同志提出可否请师部支援一部分枪支时，刘师长听后哈哈大笑。他以长者的口吻，亲切地说道：“你这位同志可能入党不久吧！咱们的部队有一个传统，只有下级向上级发枪，没有上级给下级发枪的。贺龙同志不是用两把菜刀就闹起革命来了吗!……另外，我再嘱咐你两句军事上的话：‘久住一地必遭袭击，久走一路必遭埋伏’。你们记住这两句话，打起游击来就可以不受损失或者少受损失。”刘邓首长的这些告诫，深深地铭记在伯理的心中。 伯理回到地委以后，地委按照刘邓的指示把现有的武装同联络处机关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番号为“八路军青海游击队”的战斗组织，任命伯理同志为政委；为了掩护地委机关，由张承先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紧接着，“青海游击队”撤出临清地区，向津浦路旁的禹城一带进发。行军到了茌平的陈武营，同住在许楼由李聚奎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先遣纵队会合。但是，部队遭到了日寇的突然袭击，激战一日后，又撤到大峰山地区。这时，伯理同志被调到鲁西区党委担任秘书长。 1939年春，八路军115师688团由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率领，以东进支队的名义，进军泰西(泰安)地区。鲁西区党委也以东进支队工作部的名义随东进支队一起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部队在这一带经历了几次大的战斗，如牙山战斗、陆房大战等，其中以陆房大战规模最大，战况激烈，险为日寇消灭，这使伯理同志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战斗锻炼。 在革命战争年代，伯理同志的工作调动十分频繁。1939年6月、7月间，他由鲁西区党委秘书长改任二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到了11月，党委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又调伯理同志到平阴抗日县政府担任秘书，由当地人熊善隆担任县长。那是一个只有一个村庄的县政府。伯理来到这个条件十分困难的县政府以后，立即和县委书记王玉珍、县长熊善隆、独立营营长刘子仁组成党政领导小组，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很快便使独立营壮大到了三百多人。这个独立营经过短期训练后，在平阴窟窿山一带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日寇10余人、伪军数十人，击毁敌汽车4辆。这一来，平阴抗日武装的声威大振。不到一年时间，平阴县政府便在平、阿山区一带建立了一个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二百多个村庄、拥有八、九万人口的小抗日根据地。 1942年，伯理同志又被调到冠县协助当地干部马景汉县长工作。在冠县的两年中，正值天灾敌祸，霍乱流行。伯理的姐姐黑若仙死于此疫，四天之内父亲、岳母也相继去世。伯理在连续失去三位亲人的悲痛中坚持斗争。当时，鲁西北地区久旱不雨，蝗虫蔽天，饥饿的民众四处逃荒，村里的树皮都被吃光，死于饥病者日有所闻。加上日酋岗村宁次对华北实行了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整个华北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伯理同志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指示，在冠县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5年日本投降后，伯理同志被调回故乡临清，担任市长。这是晋冀鲁豫边区最大而又最繁荣的城市，外国记者多人到此采访共产党对城市工商业者的政策，访后极为满意。 北平解放以后，伯理同志被调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人事处第一副处长。1949年12月，随董必武同志去南京接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事毕董老率团回京，伯理留在南京，协助南京市创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四、五千公职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一年之后，这批学员结业走上工作岗位，伯理又回到北京中央政法委员会改任董老的参事。 多年来，伯理同志在革命队伍中树立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解放初期，百业待举，伯理的工作岗位经常变动，但他不管做任何工作都能扎下根来，做出成绩。 1951年，中央决定创办一所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伯理同志参与了繁重的筹办工作。这所学校由彭真同志任校长，伯理任校办主任、党组成员、校党委书记，几年中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政法干部。 1956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决定加强法律建设，伯理又调任法律出版 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 1959年2月，伯理同志被调往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区党委委员、人民委员会（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 1960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以毛主席的名义组织慰问团赴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慰问。高克林同志任总团长，伯理也以副总团长兼宁夏慰问团团长名义前往。慰问团深入到宁夏回族自治州的灾区东乡县。当时，这里有些人正在酝酿叛乱，提出“不杀回，不杀汉，只杀共产党、团员”的反动口号，形势相当危急。慰问团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基层开展活动，经过艰苦努力和各项细致工作，终于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平息了一触即发的叛乱，增强了民族团结。 1964年，伯理同志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负责用蒙、藏、维、哈、朝五种文字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兼办《民族团结》、《民族画报》两个中央一级刊物。民族出版社过去被认为是一个落后单位，在伯理同志的领导下，一跃成为统战、民委系统的先进单位。 1966年，“文革”骤起，伯理同志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受到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的迫害。在十年动乱期间，伯理被下放到吉林双山，后移湖北沙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回北京后，曾担任民族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和民族文化宫革委会主任、核心组组长，直到“文革”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伯理同志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1978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1979年，中央各部政治部取消后，又被调到国家民委任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198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于1982年第二次调宁夏工作，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纪检委书记。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伯理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82年11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推选，黑伯理代理自治区主席。1983年4月，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自治区主席。 伯理同志在宁夏工作期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重要时刻，改革开放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伯理同志在这一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把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宁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战略和具体措施。宁夏这个地方，地区小，人口少，资源多，民族特点显著，河套富而山区穷，产品多而工艺差；整体看来，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较差是制约宁夏发展的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宁夏对外开放尚不具备条件。伯理同志认为，越是贫困落后地区越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要大力宣传宁夏，让宁夏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宁夏；要增强信心，发挥优势，争取外援。于是，自治区政府勇敢而坚决地提出了召开对外经济洽谈会的设想。中央批准了这一设想，外经贸部和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了宁夏的做法。 第一次对外经济洽谈会是在1983年9月召开的。召开前宁夏作了充分准备，派出了三个对外招商访问组，伯理同志亲自率领一个招商组去了香港。在香港，伯理除了同各国商家客户广泛接触外，还以穆斯林身份去九龙尖沙咀大清真寺和中外穆斯林一起礼拜，并赠款赠物。这一举动产生了轰动效应，香港各大报纸都作了宣传，英文《南华早报》还刊登了照片，发表了短评，称赞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宗教、民族政策。这次洽谈会有20多个国家的客商参加，成交项目金额4000多万美元。这对一个人口较少的自治区来说，数目是可观的。更重要的是，这次洽谈会使宁夏各族人民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第二次对外经济洽谈会是在1985年召开的。召开前，经中央和外交部批准，由伯理同志率领一个中国穆斯林友好访问团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埃及、科威特、北也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六个国家，历时40余日。其间，会见了各国的元首和政要人物，如：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沙特议会副议长纳遂夫、北也门副总统等，此外还和一些高层的宗教家、政府部长、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约百余人进行了广泛接触。这次访问积极宣传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宗教政策，增进了这些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对宁夏的支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当面指定其宗教基金部长努尔等人到宁夏参加经济洽谈会，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还提出希望中方再派一个妇女代表团访问他的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沙特是第一次破例接待了中国宁夏穆斯林友好访问团，在此以前他们没有接待过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代表团。从这一点上讲，伯理同志的那次出访在发展对外关系上是有很大意义的，确实起到了为中、沙建交打开沙特大门的作用。伯理回国之后，外交部的同志十分称赞这次出访的成功，不仅为宁夏做了工作，也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洽谈会共有十几个阿拉伯国家与会。洽谈期间，沙特伊斯兰发展银行无偿赞助宁夏200万美元。伯理用这些钱创办了一所伊斯兰经学院，一所同心阿拉伯语文学校，这两所学校都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此后，伯理还通过经贸部和意大利联系争取到了400万美元，办了一所宁夏工学院；又向国家民委申请1000万元人民币，在宁夏创办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这样，伯理在宁夏期间，利用外资共办了三所大专院校，一所中专外语学校。 伯理同志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宁夏的文化、旅游等工作。几年时间，宁夏就建成了固原历史博物馆，修复了须弥山石窟，开辟了沙坡头旅游点，开发了西夏王陵。这些古迹景点不仅带来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效益，而且有利于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宁夏是一个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伯理同志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的工作。他与本区的一些上层民族宗教界人士经常交往联系，每逢宗教节日必然到这些上层人士家里拜访或参加节日庆祝活动。在伯理主政期间，宁夏回汉之间、回民内部之间都是团结的，从未发生过任何民族冲突事件。 西海固地区是中国有名的贫困地区。这里常年干旱少雨，产量很低，老百姓吃水都很困难。针对这种情况，伯理同志和区党委的同志们一起，在中央西北扶贫小组和林乎加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大力建设了提水灌溉工程，使十几万人解决了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问题。 1987年，伯理同志退居二线，担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调回北京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离休之后，伯理同志仍然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先后担任深圳特区政府经济顾问、山东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萧克老将军领导下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清真食品协会会长、中国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老区建设协会顾问、中国少数民族福利基金会会长，以及其他一些群众团体的名誉职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伯理同志始终把党的事业看成是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奋斗了六十多年，现在还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积极奋斗着。 胡 雷 胡雷，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文化，1925年9月生于河北大名县南小丈村。1939年冬参加工作，1944年入党。胡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积极投身抗日运动、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莘县、聊城县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第三书记、新华社山东分社编委、记者组长（并是人民日报记者）、聊城地委副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国际部部长，离休前任临清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县、地、省模范干部、模范党员。在新华社，由于艰苦深入，写稿多、采用率高，人民日报采用头条要文多，被评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全国模范记者。出席1960年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还受到周恩来总理设宴祝贺！1960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殷玉福 殷玉福，男，汉族，1930年生，天津市人，高中文化，1948年参加工作，离休前为临清市缝纫机零件厂职工。殷玉福1959年带头搞技术革新，研制了多刀半自动车床、电弧炼钢、精密铸造三项成果，获星市级劳动模范，出席了省、地劳模大会。为了积极支援农业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产生了试制纳底机的想法，他日夜苦钻，搞出了草图。没有工具就将吊风扇改造成了电钻，并能当车床、磨床用，原料不足，拣废料。终于制成功了“六一”型纳底机，每5分钟就可纳一双鞋底。因为贡献突出，同年底出席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60、1966年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张汝兰 张汝兰，女，汉族，山东省临清市人，1934年生，小学文化，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临清卷烟厂任包装工至今。参加工作后，从不因家务繁重及患病缺过勤，每天都提前半小时进车间做好开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她团结全机台同志，连续创包装车间单机历史最高纪录，而且优质、高产、低消耗，并利用空余时间抢修保养机器。十多年来她的机台比全厂生产的平均水平高20%－25%，曾被厂誉为“信得过”机台，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2年她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王少祥 王少祥，男，山东省高唐人，1934年11月生，汉族，1952年6月参加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清平县粮食公司、临清市康盛庄粮所、魏湾粮所工作，历任防化员、粮所所长。1954年担任粮所防治员，始终坚持四勤：腿勤、眼勤、嘴勤、手勤，在仓库简陋、粮食散存一民房中的情况下，年储存500万斤粮食，无有霉变事故。他提出的口号是：把仓房当战场，把虫、鼠、霉、雀当敌人，把工作单位当成自己的家，为节约国家的一粒粮、一滴油、一分钱而奋斗。连续五年被评为“四无”粮所。1956年被山东省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何炳兰 何炳兰，男，汉族，广东省兴宁县人，1935年7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参加工作，聊城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骨外科医师。对工作认真负责，技术上精益求精，积极开展新项目，先后对创伤、烧伤、急腹症等外科急症患者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成功地进行了胃、结肠、胆囊、脾切除术及乳癌根治术。其在骨伤、骨病等外科手术方面也有颇深造诣。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一例年仅6岁伤面达80%的烧伤患者。以这一病人为题材写的论文在省烧伤学术经验交流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得到了著名烧伤专家上海广慈医院史济湘教授的肯定和与会代表的重视。《大众日报》于1961年1月18日以《农村医生何炳兰》为题对他的先进事迹做了专题报道。1963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合振 张合振，男，汉族，1935年生，山东省高唐人，1956年参加工作，小学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临清市汽车队驾驶员，1988年退休。张合振不善言语，事业心强，有实干精神，没能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1981年单车盈利6758元，为全队单车年均利润的4.5倍，居35部同类车型之首，按上级计划定额计算，一年完成二年另十个月的任务，他发杨主人翁精神，坚持经常修旧利废节约油料，椐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千吨公里保修全队平均为25.93元，而本人为14.84元，比平均额每千吨节约43%。全年节油268公升，在35部车中占第一位。对工作责任心强，注重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开车十几年从没出现过货物损坏或丢失，更没有撒漏亏吨现象，被客户称为放心司机。张合振198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王子华 王子华，男，汉族，中专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生于1937年，山东茬平县人，1959年参加工作。临清市文化局原副局长。王子华从事群众文化工作40余年，发表各类作品（小说、诗歌、歌曲、小品、戏剧、曲艺、故事、论文等）80万字，出版了《王子华小品集》。六十年代创作的歌曲《打绳歌》、《看报》全国传唱。《打绳歌》获上海之春音乐会一等奖，晋京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的小品有30多个在全国、华东、全省获奖。《鞋钉》由黄宏、巩汉林演出获全国一等奖；《付债》（礼下于人）由侯跃华、张国立演出获全国一等奖；《老抠》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获全国一等奖；《会长的风彩》自编自导自演获全国一等奖；《老夫老妻》自编自导自演获全国二等奖；《会房》获全国二等奖，他是全国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198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尹承桐 尹承桐，男，汉族，1938年出生，中专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德州夏津县人。1963年参加工作，1983年任临清市体委主任。任职后以高度的事业心和不懈追求超越的精神，靠辛勤实干、奋勇争先的坚实工作带领体委一班人奋力拼搏、勇于创新，使市体育场从昔日的“垃圾场”建成鲁西北第一个花园式体育场，多方筹资建起了高标准的体育设施运动场地，1987年甩掉体育工作落后的帽子，跨入首批“全国体育先进县”。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优秀体育人才360余名，获国家级金牌15枚，省级金牌81枚。并于2001年获全国第九届运动会皮划艇金牌，实现了聊城市在全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全市体育人口达31万人，占总人口的42%，适龄学生体育达标率达87.6%。多年辛勤的工作，获得卓著的成绩，199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先后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孙 诚 孙诚，男，汉族，1938年生，临清市人，大学文化，1960年参加工作，临清第一中学教师。执教30多年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保持良好的师德。善与学生交朋友，帮学生制定学习计划，极大的促进了学习进步，高考上线率明显高于其他班，他带的班连续10年被评为模范班。曾受到省教育厅的专访，并在全区中学语言教学研讨会上交流了经验。其中一名学生在1988年高考中取得作文满分的成绩。他讲课语言精练幽默，有创造性、有新意、自成风格，被评为第一批“地区教学能手”。1986年孙诚同志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侯学智 侯学智，男，1939年生，1960年入党，原籍山东省平度市，1984年被评为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时任临清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侯学智1958年7月山东莱阳农校（高中中专）毕业，分配到临清县农业局作技术推广员。报到的第三天，领导安排他到大辛庄公社小辛庄村，负责聊城地区专员赵新亭、副专员夏子凡棉花试验田的技术工作。他采取了放宽行距、温室育苗一系列综合先进技术，试验田实际产量达到223.1斤。当年还推广了棉花间作技术，夏棉育苗技术等。由于和农民“三同”带头下地劳动，小辛庄群众写大字报表扬，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验，1966年在古楼公社陈坟村报县委副书记车一民棉花试验时也发挥了作用。 1959年至1961年，在戴湾公社的西庄、吉庄、温庄等村，推广改造盐碱涝洼种植术，包括翻晒晚播、棉籽硫酸脱绒、筛选耐碱品种等。1972年至1974年在县棉花原种场当技术员，该场全部土地都是碱地，采取株行圃播种时垫沙盖沙、株系圃多施有机肥掺沙土等办法，三年生产标准原种10万公斤，同时搞了200亩营养钵快速育苗。 1962年在单屯公社工作（现规划河北省）当年卫运河岸发生蝗灾。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当地群众用红旗阵指引飞机治蝗，消灭了蝗虫，保证了农业丰收。1984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授予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陈金花 陈金花，女，回族，1939年出生，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山东省临清市杨桥乡陈坟村人。1959年参加工作，1993年11月退休。陈金花在实际工作中，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比其他同志高一至三倍，三年累计加班时间80个工作日，革新设备成功了三项，生产效率提高五倍，四年节约钢材6吨多。在担任厂党总支部副书记后，努力抓好党员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不断探索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经常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了“为您服务”、“送温暖”活动，创办了“职工之家”、“青年民兵之家”。培养了一批先进人物、生产标兵以及先进典型，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66年出席山东省工交、财贸五好职工代表会议。当年10月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6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孙延文 孙延文，男，汉族，1939年生，山东省临清市人，大学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64年由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临清市康庄中学任教，后任临清一中教师。 自参加工作以来，连年为全市培训初中化学教学人才。所教的高考班连续取得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担任康庄中学校长时，不脱离教学第一线，所教的三个学科均在全地区统考中获得平均分第一名，使教学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1979年被评为特级教师。198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淑琴 张淑琴，妇，回族，山东临清人，1941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后任市饮食服务公司工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工作中勤奋好学，创造了“三勤”、“四声”服务经验，并在全省商业战线推广，她还组织了学雷锋服务队4个、做好人好事300余件，并定期为街道敬老院的老、弱、病、残、烈军登门服务，曾获地市委学雷锋模范服务队光荣称号。1966年被授予山东劳动模范称号。 李兴兰 李兴兰，女，汉族，河北省临西县人，1941年生，高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64年参加工作，原临清市工商银行工会主席。李兴兰热爱本职工作，一心扑在储蓄事业上，热情为储户服务，从严治所，并总结制订了一整套管理办法和措施，因而使该所做到了帐款无差错，连年超额完成储蓄存款任务。经常深入工厂、企业调查研究，掌握群众心理，编写群众喜喜闻乐见的宣传材料，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86年调任工会工作后，认真钻研工会专业知识和理论，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使工会工作走向正规。共为职工办实事30余件，受到了群众的称赞。1987～1989年连续三年被省行评为优秀工会干部。1990年被工商银行总行评为优秀女工干部，1984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称号。 王荣华 王荣华，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初中文化，1942年9月生于临清市大辛庄办事处黄官屯村。1960年1月入伍，连续5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0年在国防施工中，因工作突出，被评为三等功臣，1968年4月退役回乡。1975年参加村支部工作认冶保委员，1979年1月任村支部书记，因工作突出，该村被评为市先进村，被聊城地区评为先进村庄。后又被聊城地区评为百强村，1986年6月被省政府授予省农业劳动模范。 徐世祥 徐世祥，男，汉族，1943年生，山东冠县人，大学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0年参加工作，原临清市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在诊治肝病、胃病方面有独特的专长，他治愈了200多例肝硬化腹水病人，其中20例被某些上级医院定为“难以治愈的疑难病症”。五次亲自将路上的“五主”病人拉到医院抢救的事迹，被《大众日报》给予报道，他为“无主”病人义务献血，为无钱病人垫付医药费1000多元。坚持搞科研，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取得科研成果6项，参与编写了六本医学书籍。1992年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95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乌汝润 乌汝润，男，汉族，1945年生，临清市人，小学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2007年为临清市卫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科长、技改顾问。连年被评为“临清市劳模”、“聊城地区劳模”，1993年被省总工会授予“省合理化建设和技术改进活动积极分子”称号。多年以来工作兢兢业业，认真钻研业务，为厂的生产建设出谋划策，自行设计了酿酒车间的打渣机、挖池机以及瓶装车间灌装流水线等，并多次改进酒精车间设备，扩大产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职工的劳动强度。1991年被授予“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95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孙占元 孙占元，男，汉族，临清市人，1945年6月生，大专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64年参加工作，高级经济师，原临清市政协副主席、银河纸业集团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企业规模迅速发展，年生产机制纸能力由96年7万吨，1998年达17万吨，2002年底达到34万吨。尤其是日产100吨的碱回收和日产100吨2640纸机项目全部采取微机自控技术，为企业发展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他率先垂范，带出一个团结战斗的好班子，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1995年以来，先后投资近百万元办起了职工技校和干部培训中心，开展了全员脱产轮训工作，吸纳大专以上专业学生近800人，为企业发展注入充足的活力和发展后劲。连年被评为系统、市、地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一轻特级明星企业家、1996年被授予“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98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 李 林 李林，男，汉族，山西省平定县人，1946年11月生，高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60年9月参加工作，临清宏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自参加工作以来，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技术，成为厂内一名技术骨干。他靠顽强的自学精神，学完了高中全部课程并获得了地区工会颁发的职工高中毕业证书，自学了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的全部课程，先后主持了二十多种新产品的设计、研制，搞成一百多项技术改革和工艺改革。他负责研制的“多功能强力电磁吸盘”通过了部、省鉴定，创“省优”、“部优”列入国家级重大新产品开发计划，获全国第二届新发明“金牌”奖和第1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为企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8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段树义 段树义，男，汉族，临清市人，1949年8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专文化，1970年参加工作，高级工程师，曾任聊城市水利局助理调研员兼临清市水资源办公室主任，。1970年以来，一直从事与主持全市的水资源勘测研究工作，跑遍了全市500多个村庄的田间地头，共测井点29000余处，其中选成井15000余眼。先后提合理化建议36条，14项得到实施。取得科研成果12项，撰写论文25篇。积极为临清经济发展争取项目及引资，将北大洼千余亩的污水集散地改造成了水库，解决了污染及城市排涝，总节水量达9868万立方米，节资4221万元，使近20万居民饮用上了合格的自来水。先后获“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合理化建议及技术改进活动积极分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95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魏保岭 魏保岭，男，汉族，1949年生，临清市人，高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5年参加工作，临清市魏湾镇丁马村党支部书记。魏保岭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先后建起棉纺厂、甲鱼养殖场、面粉厂、园艺厂，壮大了村民经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村里大搞水利建设，实现了50亩地一眼井，搞起了村里规划，实现了居住条件标准化，拍油路四通八达。他注重吸引和培养人才，造就了一批技术人才和生产能人，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开展了各种政治、文化、科技、娱乐活动，实现了村民安居、生活富裕。丁马村的甲鱼养殖场被国家计委批复为山东省优良甲鱼苗种繁育基地。魏保岭1995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赵绍杰 赵绍杰，男，汉族，1949年生，河北省临西县人，大专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68年参加工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在担任公司高工后，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带动战略，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在改制后短短四年中一跃跨入全国同行业先进行列。他提出的“先纺后织、有序更新、先进配套”的设备技改方案，增扩3万锭，一举使公司的纺部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他主持编制的织部1.95亿元的技改方案，被列入国家第七期国债技改项目。他组织开发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80多个，特别是涤棉平布已成为韩国、日本等市场上的名牌产品，纯棉纱品质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供不应求。赵绍杰2002年被授予聊城市劳模范称号，2003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暴振雪 暴振雪，男，汉族，1950年出生，山东省临清市人，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0年参加工作，山东临清迅力特种汽车有限公司焊装车间主任。参加工作后，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技术知识，并用于实践，反复试验，工作中毫无保留地把技术和经验传授给车间职工，并组织车间人员学习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先后培养了多名技术骨干，在他的带领下，该车间职工克服了种种技术难题，使焊接的产品达到了部优，他本人也被车间评为“质量信得过”的先进个人。1985年被山东省省机械系统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胡大军 胡大军，男，汉族，1952年生，山东临清人，高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3年在肖寨油棉厂参加工作，后任该厂消防员。为改变油棉加工行业消防设施落后的状态，他夜以继日地学习、钻研、试验。在干部群众的支持下，试制成功了“DK-1型电动报警快速灭火系统”，达到了在40米内从发生火患到出水消防仅用25秒的先进记录，解决了油棉加工行业生产中的消防难题。1988年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89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周跃震 周跃震，男，汉族，1952年11月生，临清市人，大专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62年参加工作，任临清市卫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跃震1983年开始先后任临清市地毯厂厂长，原临清市酒厂厂长。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有着独到的经验和开拓的思想，在接任临清市酒厂厂长的当年，经过一系列总结和改进，全年利税增加了223万元，销售收入增加了667万元，利润增加了299.5万元。改制后，他本着“市场无限大，开拓天地宽”的发展思路，大胆开发新产品，大力开拓市场，改制当年销售收入同比增加1200余万元，利税增长了700万元，利润增加了505万元，职工收入也大幅度地提高，推动企业朝着产业化、集团化的道路迅猛发展。1990年被授予“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95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振英 张振英，女，汉族，中专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2月生，河北临西县人。1970年5月参加工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品质部职员。参加工作后在细纱车间挡车，由于自己勤奋好学、上进心强，经过刻苦努力，操作技术过硬，成为闻名全国的技术尖子，1977年至1982年连续六年在聊城地区操作运动会上荣获冠军，并连年被评为聊城地区操作能手，1978年创全国细纱值车看台最高记录，同年被评为全国纺织先进生产者。1979年至1980年两次在省操作运动会获第三名，并被省厅评为省操作能手，1980年中纺部总结和推广了张振英的操作技术先进经验，1981年并被选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纺织技术操作表演，198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刘英敏 刘英敏，女，汉族，1955年出生，山东临清商场街人，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6年参加工作，第二饮食服务公司先锋理发店主任。参加工作后，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技术，自费到济南求师学艺。1986年，不惜花去家中多年积蓄的三千多元钱，自费参加了武汉理发师进修班。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勇于开拓进取，知难而上。1992年3月主动承包了老大难理发店。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营业收入和职工个人收入很快增长，扭转了落后的局面。还利用业余时间，到街道、医院为老弱病残上门服务，为美化人们的生活做出了奉献。1991年被省工会授予“富民兴鲁”劳动奖章的称号；199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王双喜 王双喜，男，汉族，1956年3月生，山东省临清人，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6年12月参加工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织布一车间员工。参加工作后，政治上要求进步，技术上勤学苦练，进厂短短二年便在织布保全工段技压群雄、脱颖而出，在全厂评出第一台高标准机台。王双喜二十多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仅义务加班就达8800多个小时，为厂节约各项费用3万余元。1978至1985年他连续8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87年至1996年连续10年当选厂劳动模范，1990年在“三教双学”中被山东省总工会评为“学雷锋、学铁人积极分子”，1994年被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7年被山东省纺织工业厅授予“全省纺织行业劳动模范”，1998年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李淑贞 李淑贞，女，回族，1956年7月生，临清市人，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1年参加工作，临清市丝绸厂职工。在丝调厂力织车间当车工，学徒期间，她虚心求教、刻苦学习业务技术，出色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1971年至1975年连续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77年取得全省丝织技术考核第二名，1979年创出3972米无疵绸的好成绩，被评为省纺织系统质量标兵。她曾任该厂团总支书记，工会副主席，多次被评为市、地、省新长征突击手和“三八红旗手”、临清市劳动模范、优秀团支部书记、党代会代表。她是临清市第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第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届人大代表。198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刘占海 刘占海，男，汉族，河北省临西县人，1956年8月生，中专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3年12月参加工作，临清彩虹集团总经理，临清彩虹热电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担任热电厂厂长后，在企业“转机制、抓管理、练内功、增效益”上下功夫，以改革为动力，强化企业管理为总抓手，狠抓厂规厂纪及各项岗位责任制和考评办法的落实，摸索出一套适合本企业快速发展的新路子，使企业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后劲加强，效益由1998年创利税2226万元，到2001年利税5644万元，连年大幅度提高，他勇于开拓，把企业做大做强，建成了具有下属7个独立法人子公司的临清彩虹集团，2002年计划实现利税1.7亿元，被聊城市列入18家重点集团之一。1999年被授予聊城市劳动模范称号,2004年被山东省总工会授予“富民兴鲁”劳动奖章,2008年被山东省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张庆华 张庆华，女，汉族，1957年生，山东阳谷县人，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5年参加工作，临清棉纺织厂工人。张庆华自1975年入厂以来，虑心学习操作技术，苦练基本功，做到从每一个单项动作练起，班中练、班后练，回家后还要练一、两个小时的打结，手指磨的层层脱皮，还粘上胶布继续练。在同一批进厂的学员中，她第一个达到了优级手水平，创万米无疵布两个，百米零分布五个。1985年底，该厂接受出口产品88×66布时，她第一个报名参加攻关小组，主动承担了攻克横向疵点多，开车合格率低的难关的艰巨任务，经过努力，做到了开车一次成功。1986年4月，又取得了开车合格率98%，超产270米的好成绩。1986年10月，在省纺织操作能手验收中达到省操作能手优级水平，被省纺织厅授予“省纺织操作能手”称号。1988年2月被授予“地区文明标兵”称号。1989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89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桂生 张桂生，男，汉族，1957年2月生，临清市人，高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97年起担任东胡村支部书记。在担任东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期间，始终把富民强村当成自己追求的目标和奋斗方向，团结和带领全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狠下功夫，被评为聊城市级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在经济发展上把葡萄生产当成本村的主导产业来抓，通过扩大面积、提高产量、搞好加工、组织销售，走出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形成了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2001年达到1600万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480元，受到全村干群的极力支持和爱戴。1999年被授予聊城市劳动模范，2003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子良 张子良，男，山东临清人。1957年3月生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专学历，1970年参加工作，在中冶纸业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一科工作。在销售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经常进行市士场调查、预测、分析，并注重与用户搞好关系，广开销售渠道，所分管的销售一科近年来每年销售20余万吨，回款十几亿元，占全公司销售量及回款额的50%以上，且无死账，呆账回款率达到100%，远远领先于其他销售科室，对银河纸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荣获“临清市劳动模范”、2006年荣获“聊城市劳动模范”、2008年4月荣获“山东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周跃峰 周跃峰，男，1957年7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75年参加工作。1975年至1994年在临清市地毯厂工作。1994年至2008年在临清联创实业有限公司工作。1998年任临清联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间，他以科技为先导，以技术创新为抓手，推进企业快速发展。为努力提高地毯的科技含量，公司先后投入850万元科研经费，先后开发了丝毛针刺胶背地毯，获得“星火进步奖”二等奖，截止2007年已形成年产地毯50万平方米的能力，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8000万元，利税2240万元。 坚持跨行业、多元化经营，壮大企业规模。为实现产品多元化，1996年投资500万元研制开发生产了羊绒系列制品“三防”新型高档羊绒大衣呢面料和机织羊绒毯。羊绒大衣呢服装荣获中国纺织总会“1999年中国纺织流行产品”称号，截止2008年已形成年产羊绒面料150万米的生产能力，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2000万元，利税3909万元。 2000年周跃峰被国家人事部、轻工部评为“全国轻工系统劳动模范”，2007年公司被国家人事部、轻工部评为“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体”。 王登梅 王登梅，男，汉族，山东省临清人，1958年7月生，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77年1月参军入伍，1981年6月转业到临清市粮食局刘垓子粮油管理所工作。 王登梅在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孤身作战，机智勇敢、不怕牺牲、战功卓著。他只身将炮扛到距敌前沿阵地三十多米处，冒着敌人火力，立式肩炮射击，摧毁敌火力点一个。1979年3月2日，他所在的班随步兵一连二排担任主攻任务，当步兵向山头号冲锋时，遇敌火力封锁，伤亡较大，他冒着生命危险，移到距敌六十多米处，跑姿肩炮射击，摧毁敌火力点，为战斗胜利作出贡献，对越作战中荣立三等功一次，1986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淑芬 张淑芬，女，汉族，1961年10月出生，山东省临清市青年办事处朱庄村人。1980年参加工作，中师学历，小学高级教师，青年办事处联校朱庄中心校教师兼少先队辅导员。自从事教育工作以来，她热爱教育、献身教育，坚持为人师表，二十年如一日。她刻苦自修，开拓进取，她的教案作业多次受到市教委好评。上公开课、示范课40余次，所教班级，巩固率、及格率、升学率均为100%，连年被评为“模范班集体”。她自创“德育展室”，组织少先队开展了“祖国在我心中”系列活动。带头为亚运会捐款、为抗洪救灾损款、为特困生捐款。坚持四年背送一名下肢瘫痪的学生上学。1981年至今连续被评为乡级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995年被授予聊城市劳动模范，1998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宛秋生 宛秋生，男，回族，1962年生，临清市人，高中文化，民建成员，1979年参加工作，1984年下岗，1988年创办第二色织厂任厂长。宛秋生下岗不失志，自筹资金2.7万元，购买8台织布机办起作坊式小织布厂。此后，卖掉自己的住房和宅基地，走低成本扩张的路子，先后整体购买了四家企业，盘活1500万元闲置资产，使企业超常规、跨跃式快速发展。至2005年企业已拥有36000纱锭，1566台织机，240台套辅助设备，形成纺、染、织一条龙生产线。企业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建设筑面积12万平方米，总资产达1.8亿元，职工5000人，建厂以来，已累计向国家交纳税金3000多万元，成为聊城市私营企业纳税第一大户。先后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山东省百强私营企业”、“山东省先进私营企业”。他本人2000年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200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田咏梅 田永梅，女，汉族，1963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高中文化，山东省临清市人，1979年参加工作，临清棉纺织厂工人。她严格要求自己，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抱负、有远大目标的新型工人。她对技术精益求精，勤学苦练。入厂仅四个月就达到了一级验布水平，不到一年就达到了优级。在1980年以来厂历届操作运动会上，都夺得了同工种第一名的好成绩，她的验布成绩已达到省先进水平。她不仅是生产上的模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做出了突出成绩。几年来她一直义务照顾无儿无女的回族老人。从生活上照顾老人，从经济上支持老人。几年来，她坚持早上晚下，积极参加义务劳动，自费购买儿童读物，赠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得到广大干部职工及社会上的好评。1986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 钟贺军 钟贺军，女、汉族、1963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高中文化，河北省临西县人，1979年参加工作，临清棉纺织厂工人。参加工作后，由于刻苦努力，较快的掌握了操作技术，在多年的厂和地区操作运动会上，曾多次取得同工种的优异成绩，出色的完成生产任务。1982年她共穿织轴742.15个，超计划233.2个，提前四个月完成全年生产任务。1983年8月，创出班产45华达呢5.3个轴、24760根的全省穿筘最高记录。她知难而进，主动挑起了创新品种的重担，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她积极热情地参加其他各项活动。自费购书，赠给车间团员和厂幼儿园小朋友。受到广大干部职工的赞扬。1986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荣德春 荣德春，男，汉族，1963年生，临清市老赵庄镇人，大专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86年参加工作，临清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自任职以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带领公司一班人积极投身改革。经过十几年拼搏，使公司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产值利税保持连年稳定增长，公司规模逐渐扩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技术能力蒸蒸日上，使公司由一个当时名不经传的乡镇建筑队发展成为一个固定资产上千万，职工二千多人，年产值达四千多万，利税过五百万的明星企业，公司连年被聊城市委市政府和临清市委市政府评为“明星私营企业”。公司二OO一年先后被聊城市政府和中国建筑学会授予“十佳建筑企业”和“中国百强建筑公司”荣誉称号。2002年被授予聊城市劳动模范称号，2008年被山东省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李丽红 李丽红，女，汉族，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66年5月出生，山东临清人，1985年5月参加工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后纺一车间轮班长。她曾在地区第九届厂第二届青工操作运动会和地区第一届青工比武中，分别以1分钟机上打结22个半，络筒结头20个1′10″和1分钟机上打结25个，络筒结头20个1′07″的成绩打破厂和地区及省记录，在地区第十届操作运动会上名列第一。她共带徒12名，其中两名学徒在首届同期学员操作运动会上并列第一。一名多次在地区操作动动会上名列前茅。担任轮班长以来，她制定了“五要”工作法，所带的轮班在本厂两次质量大会战中全部名列第一。李丽红本人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引导员工树立大局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为企业发展做出了新贡献。1990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马 红 马红，女，汉族，1967年5月出生，山东省临清市人，初中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83年12月参加工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后纺二车间轮班长。马红在后纺车间当捻线值车工期间，苦练操作技术，在聊城地区同工种操作比赛、全省纺织单项水平比赛中连续3年保持第一名，1988年以换筒6个29秒的成绩创全省最高记录，随后又以接头7个36秒，换筒6个28秒的成绩，创造了两个单项全省最高记录。1988年以来，自愿扩台，累计超产棉纱21.4吨，为全体职工树立了榜样。还利用下车时间改学络筒，刻苦钻研络筒技术,在短时间内达到优级水平。1986年被省纺织厅授予“操作能手”称号，1990年获得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92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1995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先进女职工”称号。 程 伟 程伟，男，汉族，1967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大学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员，1985年参加工作，临清市地方税务局先锋税务所所长。参加工作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尤其是担任先锋地税所所长以来，带领全所同志拼搏进取，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亲手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并率先垂范，使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坚持原则，严格对持国家税收政策，连年超额完成全年税收任务，1998年刚上任时先锋所共完成税收收入121万元，2001年实现税收收入1024万元，三年增长了7.5倍，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连年被聊城市局、临清市局评为先进工作者，2002年被授予聊城市劳动模范称号。2005年被山东省总工会，授予“富民兴鲁”劳动奖章，2008年被山东省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